李頴彰律師專欄

當歐洲今夏接連遭遇破紀錄熱浪，高溫已不再只是季節性的身體不適，而是迅速演變成公共衛生危機、醫療壓力、勞工風險，甚至造成大量實際死亡。問題的本質因此十分明確：這不僅是天氣事件，而是一場考驗現代國家在危機之中如何排序價值的治理試題。若把整場爭論濃縮成一句，核心其實是：「究竟人命重要，還是意識形態重要？」今次最值得警惕的，不只是熱浪本身，而是面對高溫時，歐洲部分社會與政治力量仍傾向以文化偏見、道德姿態和意識形態，壓過具體而迫切的生存需要。

極端熱浪撕開歐洲「治理漏洞」

現時歐洲不少國家的制度設計與社會觀念，仍停留在把炎熱視為偶發情況的年代。許多住宅本來為保暖而建，並非為散熱而設。不少城市規劃與建築法規，亦未有把極端高溫視為常態風險。當熱浪愈來愈頻密、愈來愈劇烈，這些原本看似合理的安排，便迅速暴露為致命漏洞。尤其在租務市場，住戶往往缺乏安裝冷氣的自主權。在歷史建築與共管物業之中，外牆改動和設備配置又受多重限制。再加上安裝成本、技術門檻與社會觀感，結果往往是最需要降溫設備的人，反而最難獲得這些設備。

從比較角度而言，冷氣普及率正好反映不同社會對高溫風險的理解，以及對居住條件的制度安排。香港家庭冷氣普及率超過90%，屬全球最高水平之一，早已是家居基本配備。相較之下，法國約為25%，德國約為6%，英國更只有5%。這組數字不僅顯示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更說明歐洲部分國家的困境在於，高溫風險早已明顯上升，但冷氣設備、建築配套與社會觀念，仍停留在較溫和氣候下的舊有思維。

德國是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這個一向以理性、科學、工業能力和公共秩序見稱的國家，卻在高溫議題上暴露出明顯的文化非理性。所謂「Es zieht!」，即對穿堂風與氣流的戒備，已不只是生活習慣，更在某程度上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對不少德國人而言，風扇、開窗、氣流與冷氣，並非單純的物理現象，而是與感冒、肌肉不適，甚至更嚴重健康風險連繫起來。正因如此，德國紅十字會亦要公開澄清，指出穿堂風不會致病，感冒是由病毒引起，而不是由風吹造成。當一個現代工業國家的官方機構，仍需反覆澄清這類基本醫學常識，便反映問題已不只是民間迷信，而是文化偏見正在實質影響公共健康判斷。

左翼綠色力量「價值倒置」危機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怕風文化往往又與「捱得過去就是美德」的觀念結合起來。忍熱被視為「堅毅」，使用冷氣反而被看成「過度講究」。結果，本來可以用技術處理的問題，被扭曲成人格與生活態度的考驗。這正是歐洲部分社會眼前的癥結：問題不在於缺乏技術、財力或制度，而在於某些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至今仍在高溫威脅面前阻礙理性決策。已故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曾說過：「The air conditioner changed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tropics. It made development possible.（空調改變了熱帶地區文明的性質，使發展成為可能。）」他亦指出：「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you can work, but not with the same efficiency.（沒有空調，你也能工作，但效率會降低。）」李光耀所言的重點不在歌頌冷氣，而是指出一個簡單事實：在高溫環境下，溫度控制從來不只是舒適問題，而是與工作效率、公共運作及社會秩序直接相關的基本條件。

若說德國的例子反映文化偏見如何壓過科學常識，那麼法國則更清楚顯示，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公共治理判斷。面對熱浪，法國政府及相關公共資訊曾提出多項應對建議，例如在窗前掛濕床單、晚上開窗通風、種植更多植物降溫、避免煮食而改吃沙律、多喝冷水，以及前往較清涼地方暫住。這些方法並非全無作用，部分亦有一定輔助效果。然而，當極端高溫已構成大規模健康風險，長者、兒童、病人與低收入家庭已處於危險邊緣，若政策論述仍停留在這一層次，便反映整個治理框架仍未真正承認，高溫本身是一場需要基礎設施正面回應的公共危機。

也正因如此，本港過往公共醫療的經驗尤其值得參考。早年本港公營醫院逐步增設空調時，兒科病房正是最早優先配置空調的病房之一。這並非出於舒適或裝修考慮，而是基於明確的醫療判斷。由於兒童體溫調節能力較弱，發燒時在適當溫度環境下接受照護，更有利穩定病情、協助退燒及減少不適。這說明空調在醫療場景中從來不是附加享受，而是治療環境的一部分。這個例子正好提醒公眾，成熟社會對冷氣的理解，應建基於科學實證與生命保護，而不是抽象的道德評價。

中國製冷設備突破嚴格規範

在極端熱浪之下，冷氣的性質其實已經改變。它不再只是一般消費品，而是涉及健康權、生存權與基本生活條件的準公共必需。當醫院、老人院、托兒設施、學校和密集住宅區都面對高溫風險時，國家與地方政府理應重新檢視建築規範、租客權利、能源配置與公共資助機制。若仍把空調設備視為「私人選擇」，把高溫死亡當成「個別不幸」，把降溫責任交由住戶自行掛濕布、喝冷水和「死頂」，實際上就是把原本屬於公共治理的責任，包裝成市民個人的生活管理問題。這不是進步，而是治理卸責。

歐洲部分左翼與綠色政治力量在今次熱浪中的表現，暴露出一種值得警惕的價值倒置。環保當然重要，能源效率、建築隔熱、城市綠化和低碳轉型，全都應該推進。然而，當長遠目標與即時救命出現衝突時，施政者首先必須守住的，是人的生命與基本安全。若有人自己身處冷氣空間，卻要求基層家庭、老人和病人拒絕冷氣，以維持某種道德姿態，這就不再是環保，而是把別人的脆弱處境變成自己的價值裝飾。真正負責任的政策，不會把可以救命的技術妖魔化，也不會把高溫下最基本的降溫需要，說成落後或不夠進步的生活習慣。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製冷設備在歐洲受到高度關注，意義已不止於商業層面。一些品牌之所以引起關注，正因產品設計正面回應了歐洲住宅在建築條件、安裝限制與使用場景上的實際痛點，某程度上突破了嚴格規範所形成的使用門檻。這正好說明，當部分歐洲社會仍在爭論冷氣是否奢侈，市場早已率先回答一個更現實的問題：誰能為住戶提供真正可行的降溫方案。

氣候不會等待意識形態感動

這場爭論同時折射出另一個值得正視的現象，就是部分在英港人對問題的反應。當有人只是感嘆英國天氣太熱、家中沒有冷氣，回應往往便是大量「返大灣區涼冷氣啦」之類、甚至夾雜粗言穢語的留言。這種反應表面上是譏諷，實際反映的卻是身份焦慮、認知失調，以及對自身選擇的反覆確認。某程度上，這亦是在說服自己，當日離開香港的決定沒有錯。正因如此，一旦承認中國內地城市和香港在空調基建、城市配套與供應鏈效率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便可能動搖部分人長期依附的政治敘事與自我理解。

於是，最直接的自我防衛方式，就是把具體生活問題重新政治化，將別人對高溫的真實不適，扭曲成立場表態的材料。可是，高溫不會因為政治口號而降溫，兒童發燒、長者中暑、病房悶熱，甚至人命流失，也不會因為一句網上嘲諷而消失。當公共討論連最基本的人身處境都拒絕正視，便反映某些人已不再以事實與人命作判斷起點，而是先有身份立場，再由現實配合結論。這不是可不可悲的問題，而是當人連最基本的處境與痛苦都不願承認時，討論本身便已失去應有的底線。

因此，今次歐洲熱浪真正迫使人重新面對的，不只是冷氣的價值，更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原則。現代國家的責任，不是要人民透過忍受本可避免的痛苦來證明品格，也不是要弱勢群體以自身風險去維持某套觀念的純潔，而是以制度、技術與資源配置，盡量減少可預見的傷害。若答案是人命重要，那麼冷氣、降溫設施、熱浪預警、公共場所溫度標準、醫療及院舍設備更新、租客安裝權利與供應鏈保障，都應被視為生命保障的一部分。

若仍有人把這些問題停留在文化偏見或意識形態姿態的層次，那麼他們真正捍衛的，已不是甚麼高尚價值，而只是不願向現實低頭的自我感覺。氣候變化不會等觀念慢慢轉變，高溫亦不會理會人的偏見。真正經得起考驗的，不是誰喊得最響亮，而是誰願意在災難面前承認最基本的一點：「千寶貴、萬寶貴，人命最寶貴。」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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