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秦朝李斯撰寫《諫逐客書》，本意是勸阻秦王嬴政不要因狹隘的本土觀念而驅逐外來人才。秦國之所以能夠強盛，關鍵正在於廣納四方之士，並吸收其技藝、制度與謀略。《諫逐客書》所揭示的，是一條極基本的政治原理：國家競爭力不僅取決於疆土與資源，更在於能否將天下之才轉化為制度優勢。所謂「物不產於秦，而可寶於秦」，正點出人才流動與制度吸納的要義。而「客何負於秦哉」更提醒嬴政，真正損害國家的，往往不是外來者，而是拒絕外來者的制度本身。

因此，若一個政權以狹隘眼光看待人才，把合作視為風險，把流動視為威脅，甚至將學術淪為政治附屬品，它失去的就不只是幾位研究學者，而是整個創新體系的信任基礎。今日美國科研人才大規模外流的現象，正好為這一點提供了現實註腳。

前沿領軍人馬全職加盟
中國科研走向制度承載

2026年7月3日，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馬·亞吉教授（Professor Omar M. Yaghi）與頂尖神經生物學家蘇稚盈教授（Professor Chih-Ying Su）同日宣布離開美國，分別加盟清華大學及深圳醫學科學院。亞吉教授與蘇教授分別代表兩個極具前沿性的科研方向。前者是金屬有機骨架與共價有機框架研究的奠基者，被譽為「網狀化學之父」。其研究聚焦於以可設計的分子結構推進儲氫、碳捕集、氣體分離、空氣取水及催化等應用，並將材料科學由傳統試錯模式推向可預測、可編程、可數據化的研究框架。後者則專注於果蠅與蚊子的嗅覺神經機制，探究生物系統如何以極少數神經元完成高效率資訊處理。相關研究橫跨神經科學、感知系統與人工智能硬件，對低功耗、高靈敏及具自適應能力的智能芯片設計，具有重要啟發作用。

上述兩人研究皆處於全球科技發展的關鍵位置，因此他們相繼全職轉往中國，並非一般人事變動，而是科研重心逐步轉移的明確信號。亞吉教授加盟清華大學，顯示中國已不再單靠個別邀請吸納人才，而是以制度、團隊與研究平台作整體支撐，形成承載頂尖學者的長期能力。蘇教授加入深圳醫學科學院，則反映中國在生命科學、腦科學及交叉技術研究方面的條件已顯著提升。兩者共同說明，中國吸納的已不只是回流學者，而是能夠持續產出原創成果的核心科學家。

相關現象值得關注，重點不在個別學者的去向，而在於美國科研體系正面臨結構性流失。美國過去之所以能維持科研領先，不僅因本土資源雄厚，更因其長期具備吸納全球人才的制度優勢，包括相對開放的學術環境、穩定的研究資助，以及對跨國合作的包容能力。惟近年在科研經費、移民政策及學術氛圍方面的變化，正逐步削弱這種吸引力。

美國科研體系預算大減
專業人才簽證門檻過高

首先，聯邦科研經費大幅收縮，已直接衝擊美國的基礎研究體系。近年的預算提案中，整體研究經費建議削減 22%，基礎研究削減幅度更高達 34%。部分主要科研機構在 2025 至 2026 年度的預算提案中，減幅更達 14% 至 61%。這不但削弱高風險、長周期研究的持續性，也會壓縮實驗室運作空間，並限制博士生及博士後的培養規模，最終導致學術梯隊斷層。對頂尖學者而言，真正關鍵不在短期波動，而在於研究資源能否在未來數年保持穩定與可預期。當制度無法提供這種確定性，人才自然會轉向更穩定的平台。

其次，美國近年對華裔學者與國際合作的疑慮，亦加深了科研界的不安。現代科學本來就建立在跨國交流與團隊合作之上，若制度開始將正常合作政治化，甚至將族裔背景與忠誠問題混為一談，便會對學術共同體造成寒蟬效應。研究自由不只是能否發表論文，更是能否在不受額外懷疑與標籤壓力下，專注於知識生產。當學界被安全邏輯過度介入，最先受影響的，往往是最有能力留下的人。

再者，H-1B 是美國向專業技術人才提供的工作簽證，屬僱主擔保制，名額有限，競爭向來激烈。近年簽證成本上升，總開支往往約為 6,000 至 10,000 美元，甚至更高，令海外科研人才更清楚感受到制度門檻。對高端學者而言，簽證不只是行政程序，更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真正歡迎人才的重要指標。若聘用成本高、程序繁複、身份不穩，研究者自然會將這些風險納入職涯考量。相反，若其他地區能提供更清晰的資金支持、更穩定的職位安排，以及較少的政治干預，人才流向改變便屬理性選擇，而非情緒反應。

據 CNN 統計，自 2024 年以來，至少已有 85 名美國科學家全職轉投中國高等學府及相關科研機構。相關數字未必涵蓋全部個案，但已足以反映明顯趨勢。更值得注意的是，流失的人才並不限於單一學科，而是遍及材料、數學、工程、生命科學及醫學研究等領域。這顯示問題已非個別學科的局部波動，而是整體科研生態正在重組。當離開的是能推動學科前進的核心人物，便意味着國家科研競爭力正在重新分配。

全球知識流向深層質變
世界科研版圖重新洗牌

中國的角色，也因此出現質變。它不再只是承接美國外溢人才，而是在制度上逐步形成可承載高端科研回流的環境。清華大學與深圳醫學科學院等平台，提供的不只是名銜，更是研究方向、團隊配置與資源整合的實際支援。當人才回流不再只是情感選擇，而是與研究效率、制度穩定及長遠發展直接掛鈎時，全球知識流向便會出現深層變化。

若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相關現象的核心，並非美國單純失去了多少人才，而是它為何會失去這些人才。答案其實十分清楚：美國一方面仍依賴全球人才維持科研優勢，另一方面卻以短視政策削弱自身吸引力。經費壓縮、合作受疑、簽證門檻提高、學術氛圍轉弱，最終都會使體制由吸納轉為排斥。這並非外部競爭者的勝利，而是內部治理失衡的結果。美國過去以開放與包容建立科技優勢，今日卻可能因不信任與自我設限，逐步侵蝕相關基礎。

強國之所以能維持科技領先，不在於永遠擁有最多資源，而在於懂得保存制度吸引力。二十世紀美國能超越歐洲，關鍵之一正是吸納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科研人才。如今若把人才視為風險，把學術視為安全問題，把合作視為負擔，便等於親手削弱自己曾經最成功的制度設計。就此而言，亞吉教授與蘇教授的轉向，不只是個人職涯選擇，更是美國科研霸權進入自我消耗階段的明證。

因此，真正值得重視的，不是某位學者的離去，而是整個世界科研版圖正在重寫。未來科技的主導權，正逐漸由資本與名聲轉向平台與制度。誰能提供長期研究空間，誰能降低創新成本，誰能容納跨界合作，誰便更可能成為下一輪科技發展的重心。中國正透過吸納前沿科學家、完善科研平台、提升制度承接能力，逐步把人才優勢轉化為科技優勢。相反，若美國仍以政治語言處理科研問題，只會令更多頂尖人才加快離開。正如李斯在《諫逐客書》所言：「客何負於秦哉?」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