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今年的世界盃已進入八強階段，賽事熱度持續攀升，吸引全球數十億人的目光。相較之下，為何奧運會近年卻愈來愈少受到關注？不妨先從世界盃本身的變化說起。2026年世界盃球隊擴充至48支，比賽場次亦增至104場，賽期延長至39天。這更是世界盃歷史上首次由三個國家共同主辦。

主辦世界盃彰顯國際聲望

美國本來完全有能力單獨主辦2026年世界盃，但由於2015年國際足協腐敗案爆發，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主導跨境執法，令美方與國際足協內部部分保守勢力之間產生極深矛盾。對不少擁有投票權的成員國，尤其部分南美和非洲足協而言，美國的長臂管轄形象帶有明顯政治威脅。於是，美國選擇與墨西哥和加拿大共同申辦，以爭取更多成員國支持。雖然是三國聯合舉辦，但75%的比賽仍然安排在美國本土進行，顯示美國在主導權上依然佔據核心位置。

2030年世界盃百週年的申辦競爭，更能反映世界盃依然具備極高的全球吸引力。雖然正式投票到2024年才進行，但西班牙與葡萄牙早於2020年已率先宣布聯合申辦。摩洛哥其後在未能取得2026年主辦權後，於2023年加入，組成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三國聯合申辦。與此同時，鑑於首屆世界盃由烏拉圭主辦，南美的烏拉圭、阿根廷、智利、巴拉圭亦組成聯盟申辦。英格蘭與愛爾蘭聯盟，以及埃及、希臘、沙特聯盟亦先後加入競逐。最終，國際足協選定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聯盟，並為安撫南美會員，安排烏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各辦一場比賽，以作紀念。這顯示世界盃不但持續吸引多國爭逐，其主辦權本身亦已成為一種國際聲望資產。

奧運榮光不敵財政重擔

與此同時，奧運的申辦情況卻愈來愈令人卻步。國際奧委會已將以往「城市主動申請」的模式，改為「主動邀請」模式，由奧委會主動接觸有意向的城市。這轉變本身，已反映申辦市場正在收縮。若非愈來愈多城市不願承擔奧運所帶來的高額成本與政治風險，國際奧委會也無需改變制度。羅馬的例子尤其典型。早在2013年申辦2020年奧運時，羅馬已率先退出，並非完全放棄主辦意願，而是連申辦階段的游說開支都過於龐大，令意大利政府不願提供財政擔保。

馬德里的例子同樣值得重視。馬德里曾三度申辦奧運，但在歐債危機陰影下，西班牙方面已開始仔細盤算如何大幅壓低成本。奧委會在第一輪投票中將馬德里淘汰，據稱部分原因是擔心其日後退出，令整個程序陷入尷尬。這看似只是投票安排上的技術細節，實際上卻反映出奧運申辦已不再是優勢競逐，而是風險篩選。當主辦方開始擔心候選城市會中途抽身，便足以說明賽事吸引力已不及往昔。更重要的是，這類退出並非偶發事件，而是帶有系統性。城市不再只考慮主辦是否光榮，而是先衡量公共財政能否承受。這與過去把奧運視為「城市騰飛」象徵的年代，已明顯有所不同。

世界盃政治象徵壓力較輕

東京與伊斯坦布爾的申辦過程，同樣反映奧運與國家政治敘事之間的緊密關係。日本申辦，旨在於2011年大地震與福島核事故後，向世界展示國家已恢復穩定。土耳其則希望透過主辦奧運，代表穆斯林世界發聲，爭取伊斯蘭世界領袖的輿論支持。惟在投票前夕，土耳其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形象迅速受損，結果2020年奧運最終只剩東京一個候選城市。這說明奧運主辦不單是體育決定，更是一項國際形象工程。一旦國內政治局勢不穩，賽事的象徵價值便會隨之削弱。奧運之所以愈來愈難申辦，正因它往往要求主辦國同時具備財政能力、社會穩定、國際形象與政治自信，任何一環出現問題，整個申辦便可能動搖。相比之下，世界盃雖然同樣承載國家形象，但對主辦城市施加的政治象徵壓力較輕，因此更易維持申辦熱度。

到了2024年奧運的最後階段，問題已十分明顯。原本共有五個候選城市，但在奧委會開始投票前，已先有三個退出：漢堡在公投中被否決，羅馬因財政問題退選，布達佩斯則因國內反對壓力而放棄。最後只剩巴黎與洛杉磯兩個城市。於是，奧委會乾脆一次過敲定2024年和2028年兩屆主辦權，分別由巴黎與洛杉磯承辦。洛杉磯原本只打算申辦2024年奧運，後來之所以勉強接受2028年，關鍵在於奧委會提出更多分成、提前撥款及更大的商業空間，令洛杉磯有望從舉辦奧運中取得更多收益。

世界盃回報結構優於奧運

2032年奧運的安排，更進一步反映出這種衰退。當主辦權需要確定時，幾乎已沒有候選城市，國際奧委會只好親自出面，四處考察各大城市，最後直接選定澳洲布里斯班，並盡量減少主辦城市在申辦公關上的支出。布里斯班之所以獲選，主要因為大部分基建已相當完善，辦奧成本較低。同時，國際奧委會亦提供財務支持，包括預先承諾至少18億美元營運資金、增加廣告及商業變現空間，並刪減部分冷門項目，以進一步壓低主辦成本。這些安排清楚顯示，奧運已需要靠主動讓利，才能吸引城市承辦。

回到世界盃與奧運的比較，關鍵差異在於回報結構。世界盃雖然同樣由國際足協主導商業運作，但對主辦國而言，仍可帶來明顯的經濟外溢效應。FIFA2027-2030年预算总收入达140亿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在2023到2026這四年世界盃周期裡，國際足聯總收入預計將達到30億美元，2026年將貢獻89億美元，而世界盃無疑是這一年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主辦國雖沒法直接分得門票或轉播收益，亦可透過旅遊消費與城市曝光獲得可觀回報。以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為例，賽事期間帶來的GDP增量收益估計約170億美元，而與賽事直接相關的場館建設、安保、營運及臨時設施開支僅約為80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卡塔爾另行投放逾2,000億美元推進基建升級，包括智慧城市、無人地鐵、新機場，以及大量酒店和住宅項目。這些投資未必全因世界盃而起，但賽事無疑提供了一個極佳窗口，讓發展成果一次過向全球展示。對一個國家而言，這種國際曝光與形象重塑的價值，往往比單純的門票分成更具分量。

奧運制度難適應當代要求

俄羅斯的例子同樣十分具說服力。2018年俄羅斯主辦世界盃時，正值西方制裁與輿論壓力之下，不少西方媒體將俄羅斯描繪為冷峻、孤立且危險的國家。然而，大量西方球迷親身到訪後，所見卻是整潔的城市、良好的治安，以及熱情好客的民眾，於是紛紛在社交媒體上修正甚至反駁原有敘事。俄羅斯只花約120億美元翻新11座城市及相關交通設施，卻換來國際形象的明顯提升。這種以較低成本換取高曝光回報的效果，正是世界盃最具吸引力之處。

相較之下，奧運的問題在於成本與回報嚴重失衡，而且更容易被輿論放大為政治風險。奧運以城市為單位舉辦，所有壓力都集中在單一城市，而城市本身往往難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大量訪客。這意味着交通、住宿、公共衛生、安保及城市秩序，都必須在短時間內大幅提升，稍有差池便可能引發居民不滿。更棘手的是，奧運需要興建大量專用場館，而這些場館賽後往往使用率偏低，甚至最終荒廢或拆除，令公共投資容易淪為沉沒成本。當城市與民眾愈來愈清楚這種後果，申辦自然越來越難獲得支持。從羅馬、漢堡、布達佩斯，到最後只剩巴黎與洛杉磯的局面來看，這已不只是個別城市的態度轉變，而是奧運制度本身已難以適應當代公共治理的要求。

足球天然具備更大普及性

此外，觀眾層面的差異，也是世界盃更受歡迎的重要原因。足球參與門檻極低，只需一片空地、幾件簡單器材，便足以展開比賽，因此天然具備跨階層、跨文化的普及性。再者，足球規則相對簡明，對抗清晰，勝負亦一目了然，即使不是資深球迷，也能迅速投入。世界盃又以國家隊作為競逐單位，每場比賽都牽動國族與地域認同，因而更容易引發社交討論與集體情緒。相比之下，奧運不少項目的規則較複雜，技術門檻亦較高，觀眾往往只留意金牌榜，卻未必真正投入比賽過程。當觀眾無法深度參與，賽事熱度自然較難長期維持。

世界盃與奧運之所以出現截然不同的申辦局面，根本原因在於兩者背後的制度邏輯已不再對稱。世界盃制度較為靈活，主辦壓力較易分散，觀眾熱度高，國際曝光亦強，因此城市與國家更容易從中取得可見收益。相反，奧運制度更沉重、更集中，也更政治化。賽後成本高，民意壓力大，而且主辦成功與否往往不僅是體育成果，更是對城市治理與國家形象的整體評分。當一項賽事愈來愈需要靠主辦方主動讓利、靠國際組織主動邀請、靠城市壓縮成本，甚至靠削減項目來吸引承辦者，便意味着它的市場吸引力已不如從前。相反，若另一項賽事仍能吸引多國聯手競逐，甚至在八強階段依然牽動全球觀眾的情緒與注意力，便足以證明它仍是一項值得投資的全球文化資產。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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