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近年香港談及經濟轉型、創科發展和人才培育，社會的焦點往往習慣全數落在公帑資助的大學身上。至於自資院校，公共政策與社會輿論仍常以補充角色看待，彷彿其功能只是承接學額需求，或為未能進入資助體系的學生提供另一條退而求其次的升學路。這種傳統的二分法理解顯然過於狹窄，也未能反映香港高等教育結構的真實面貌。

自資院校不是為容量調節的補充角色

自資院校當然不是沒有局限，若論及資源規模、品牌效應和基礎研究根基，它們未必能與傳統資助大學相比。不過，若因此便把它們視為體制邊緣，甚至只懂得單純以收生率和即時就業率來衡量其價值，反而會忽略了其真正具備的制度優勢。自資院校的規模較為靈活，行政流程較短，課程調整和跨界合作模式亦更具備貼市特質，能迅速回應市場需要，但是在質素保證上卻絕不遜色。這種靈活特質若運用得宜，不應只服務於院校之間的招生競爭，更可轉化為香港推動應用研究、校企合作和人才轉化的核心樞紐。

香港未來數年的結構性挑戰，絕不只是培養更多大學畢業生，而是如何令高等教育、產業轉型和社會需要之間建立更有效的連接。人口老化、基層青年向上流動放緩、中小企轉型乏力、綠色經濟和醫療科技發展不足，這些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都不是單靠幾所資助大學就能全數處理。自資院校未必以大型基礎研究見長，但在應用研究、專業培訓、前線實務實證和跨界合作方面，反倒有更大發揮空間。問題不是它們能否複製資助大學的學術路徑，而在於能否走出一條更貼近香港現實需要的深耕之路。

因此，產學研合作不應停留於禮節性的簽約儀式或短期講座，而應走向更具體的實證研究與共同開發。現時不少企業特別是本地中小企，都面對着數碼轉型、品牌重塑、消費模式轉變和合規要求提升等重重壓力，但它們往往缺乏足夠的研究能力，也未必容易與大型資助大學展開對等合作。對這些企業而言，自資院校若能提供較靈活的研究安排、較貼地的顧問支援和較短的科研周期，反而更能切合實際需要。

校企協作新範式應與企業實務對接

筆者近日在與一些積極參與本港建設的駐港國企和不同的企業交流時，深刻感受到產學研合作正迎來一場範式轉變。這些大型企業不約而同地表達了與本港高等院校展開深度協作的強烈意願，而他們的核心訴求，恰恰是要打破過去流於形式的框架，將企業手頭上擁有的龐大行業數據與市場前線研究，實實在在地應用於日常的實務營運與管理決策之中。

這項來自商界前線的強烈訊號，正為自資院校的再定位帶來了極具啟示性的戰略契機。過去，大型企業與資助大學的合作往往集中於動輒數年的基礎科技研發，周期漫長且未必能即時回應變幻莫測的市場環境。相反，自資院校擁有行政架構扁平、決策周期短、研究安排靈活等獨特長處，正好能夠完美對接國企與各類企業對於高效與實用性的預期。

院校不單能扮演跨界別的研究中介平台，更有能力將學術的嚴謹實證方法與企業的真實數據有機結合。學術成果若只停留在撰寫論文和參與學術會議，對香港產業升級的幫助未免有限。相反，若院校能發揮牽頭作用，將第一手數據提煉成業界看得見、用得着的現代管理方案與民生科技應用，在協助大型企業開拓新興專案與產品開發的同時，亦能將這些成果輻射至本地缺乏科研能力的中小企，自資高教界獨特的研究價值與社會認受性便會更為清晰。

銀髮產業與綠色轉型可作校企協作

本港人口持續老化，長者照顧、復康支援和居家健康管理都有着龐大且迫切的市場需求，這正是銀髮產業一個值得重點發展的方向。若自資院校本身設有社會工作、護理、物理治療、工程、或數碼科技相關課程，便更有條件與醫療服務機構、安老機構和科技公司展開全方位協作。院校可從長者及照顧者的實際使用經驗出發，開展產品測試和服務研究。這類合作未必屬於高門檻的尖端科研，但卻最有機會直接轉化應用，也最符合香港現階段的產業條件。院校既可協助企業改良現代民生科技產品，亦可讓學生在真實場景中累積實務經驗，有效縮窄課堂知識與職場實踐之間的距離。

與此同時，綠色轉型亦是另一個可由自資院校深耕的領域。近年不少企業都意識到環境、社會和管治（ESG）的重要性，但實際上，不少中小企對相關要求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概念層面，既不清楚如何客觀評估自身表現，也缺乏足夠人手處理碳管理、供應鏈審視和撰寫可持續發展報告等工作。若自資院校能有機整合商學、環境管理和數據分析能力，便可為企業提供基本評估、流程改善和人才培訓支援，甚至共同設計較適合本地市場的小型工具和應用方案。這不單有助企業提升競爭力，也有助學生理解可持續發展在實際商業環境中的具體操作方式。

跨界別學職過渡機制承托邊緣青年

自資院校的再定位，不能只集中在服務企業，更應看見其在促進社會流動中所扮演的安全網角色。香港不少入讀自資院校的學生來自基層家庭，部分亦有特殊教育需要（SEN），或曾在主流學習歷程中面對不同形式的挫折。對這批學生而言，自資院校不只是升學選項，更往往是重新建立信心、累積專業能力和尋找出路的重要階段。然而，現時體制不少支援往往停留在學習階段，一到畢業投身社會便明顯減弱，使學生由校園過渡到職場時容易出現結構性斷層。

因此，若香港要更認真看待青年發展和社會流動，自資院校應與政府、僱主和非政府機構緊密合作，建立更完整的學職過渡機制。這項工作不只是安排幾次招聘會或短期實習，而是包括畢業前後的職涯規劃、工作適應支援、心理健康支援，以及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持續跟進。對不少基層學生來說，真正困難的不局限於找到第一份工作，更在於能否在公開市場穩定留下來，能否在數年內逐步改善經濟處境，進而改變家庭的流動機會。若高等教育制度無法妥善處理這一段學職過渡，便難言真正發揮了教育的社會終極功能。

政策成效不能流於短期數字

這也帶出另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就是對成效的評估方式往往過於短視。社會過往談及教育政策，常以收生數字、畢業率、即時就業率和起薪點作為主要指標，尤其是一些畢業後能晉身具備專業註冊制度的行業，情況更為顯著。這些數字固然方便展示，亦具備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它們往往只能反映短期的表面情況，根本不足以判斷一項長期教育投資的真正成效。

過去不少院校一窩蜂開辦幼兒教育學位，隨後卻因人口結構與市場供求逆轉而瞬間陷入困局，正是這種盲目追逐短期指標的深刻教訓。若政府和院校都只着眼於眼前的成果，政策便極容易流於追求帳面上漂亮的數字，進而忽略了整個社會長遠的結構性改變。

自資院校若要爭取在高等教育藍圖中佔據更重要的戰略位置，便需要在實證研究方面拿出更具說服力的成果。與其只公布畢業生當年的即時就業率，不如建立跨年度的長期動態追蹤機制，了解學生在畢業後三年至五年的就業穩定性、收入變化、轉職情況和家庭經濟改善幅度。對基層學生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言，這類長期追蹤數據尤其重要，因為它較能真實反映教育是否真的幫助他們跨過了制度與出身帶來的重重障礙。若院校能在這方面累積較完整數據，便不只是在提升自身的學術認受性，也是在幫助政府建立較成熟的社會政策評估框架。

再進一步說，香港未來若要處理教育與產業之間的差距，自資院校亦可扮演政策實驗場的角色。相比制度體系較大、行政程序較多的傳統大學，自資院校在開設短期證書課程、調整校企合作模式和試行新興科研方案方面，往往更具彈性。這種彈性若配合清晰的監管和適當的政策支援，完全可以轉化為獨特的制度優勢。例如一些面向在職人士的技能提升課程、與特定行業合作的專業認證、結合實習與應用研究的小型科研項目，都可以先由自資院校試行，再按成效逐步擴展。對政策制定者而言，這類規模較小、反應較快的合作模式，未必聲勢浩大，卻更有機會提供可供檢驗的實際實證經驗。

精準之外更需產學深度

當然，要讓自資院校真正由補充角色走向產學研節點，單靠院校自身並不足夠，特區政府在資助政策、質素保證和政策定位上，都需要作出相應的戰略調整。現時社會對自資院校的討論，仍然太常停留在學費高低、院校排名和收生競爭等微觀末節，較少認真思考它們能否在整體高等教育和產業政策中發揮更大的協同效益。若政策仍只把自資院校當作學額容量的調節工具，院校自然也難以投入較長期的應用研究和深度的跨界合作布局。

更重要的是，社會各界亦需要調整對自資高教的想像。自資院校未必能取代資助大學，也無需走同一條學術路線，他們的意義，不在於模仿傳統大學，而在於發展出更貼近社會應用、職業連接和承托社會弱勢的獨特角色。當香港愈來愈重視產業轉型、人口結構變化和青年發展，自資院校若仍只被理解為補充學額的機制，無疑是對制度資源與民間科研發展的一種浪費。

歸根結底，香港高等教育未來不應只問誰獲得最多公帑資源，也應問不同類型院校如何各自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資助大學固然在基礎研究和國際學術競爭中佔重要位置，但自資院校亦可以在應用研究、校企合作、學職銜接和長期實證追蹤方面建立自己的核心功能。只有當社會願意跳出舊有的高教分工想像，自資高教才有可能由邊緣走向中心，成為連結教育、產業與社會需要的一個真正切入點。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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