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郭祺

特區政府已在《2025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推動航天科技發展，支持太空經濟」，方向已然明確，可實踐落地的細節需要被更多地討論。近期，香港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在《南華早報》指出香港是全中國唯一具備條件採用類似「SpaceX模式」的城市，筆者身邊很多朋友不能理解為何香港具備如此優勢。但在筆者看來，他正為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確立「加快建設航天強國」的背景下一條比較明確的，可讓香港突圍而出的道路。作為一個常年穿梭於內地頂尖高校與香港之間、深耕航空航天工程領域的青年研究員，筆者深感在「願景」與「產業」之間仍橫亙着一道隱形的「玻璃門」，如果不去正視並拆解這些微觀層面的人才與體制機制困境，「SpaceX模式」將缺乏核心驅動力，特此在上述基礎上撰文，盼能拋磚引玉。

香港有條件實踐「SpaceX模式」

要探討香港如何實踐「SpaceX模式」，首先必須撥開「造火箭」的刻板印象。SpaceX對全球太空經濟的顛覆，表面上是運載火箭的回收，本質上則是其商業航天方法論——將傳統「高成本、長週期」的航天科研，轉變為「工業化、極速迭代、極致控本」的商業閉環，這在其「星鏈」衛星星座的布局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對於寸土寸金、人均密度過高的香港而言，考慮到將物體送上太空的運載火箭（第一類航天工程）屬於重資產、大場地、高投入環節，香港根本不具備有關優勢。香港的「SpaceX模式」應精準鎖定在航天器（例如衛星或太空站，即第二類航天工程）以及行星科學（探月與探火計劃）等領域（即第三類航天工程）。依筆者看，香港必須成為「太空中的大腦和眼睛」，因為在當前突破2.3萬億元的商業航天市場規模中，衛星所支援的通信、導航、遙感數據服務占80%以上的份額。所以即便香港不親自涉足發射環節，只要聚焦衛星技術研發與服務，即可切入高價值賽道。

有許多讀者批評筆者在財赤的情況下還在建議港府為太空經濟「燒錢」，實在是過於短視。筆者提出、主張的是「單位軌道資源利用效能」概念，即指在有限的軌道位置和頻率帶寬中，單個載荷所產出的科學數據量、商業服務能力或技術驗證價值，也闡述了在國際電信聯盟(ITU)「先到先得」的原則下，軌道與頻段是太空的核心戰略資源。而太空競賽比拼的不是誰的衛星多，而是單顆載荷的智能化、輕量化與高精度，這正是香港學術界的強項，也是讓香港財政大幅改善的關鍵。這筆錢也不是每個國家/地區都有條件賺的，而無論是香港大學行星地質相關的科研團隊，還是本地高校在微型機械設計、精密製造與流體力學上的深厚積累，都高度契合「小體積、高精度、大產出」的載荷設計理念。若香港能將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與這種高精尖的研發能力結合，通過極速融資幫助國家「搶地盤」，便足以在未來的太空競賽中佔據一席之地，讓市民看到港府大有作為，振奮人心。所以香港必須要把握住這樣的好機會，為此花點錢做投資及研發是合理且必要的。

DSE數理深度不足成創科硬傷

當然，太空金融工作者或者其顧問必須對航天較為熟悉。因此，如果說資本和法制是香港發展太空經濟的「硬通貨」，那麼頂尖的航天工程師及顧問都是不可或缺的「軟實力」，在這方面其實香港也有越來越明顯的優勢。舉例來說，香港在航空航天「二軌外交」方面的話語權不斷提升，首顆由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資助支持的「香港青年科創號」衛星已成功入軌，近期也有在港招募載荷專家等，這些舉措均極大地激發了本地青年投身航天事業的熱情，他們若投身航天事業後更有可能精準地指出值得投資的太空項目。

然而，一些制度接軌上的挑戰依然客觀存在。由於航天與國家利益密不可分，作為外國人在外國攻讀有關專業的敏感度極高。有不少懷揣理想的香港青年因此選擇踏入內地頂尖理工學府，並試圖融入國家航天產業鏈，而他們都不得不直面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這種落差，集中體現在升學、科研與就業的結構性阻力上。

首先是理科教育體系的斷層。香港與內地理科教育銜接並不順暢，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的數理深度不足，已成為創科人才培養的結構性硬傷。香港科學院（港科院）早於2017年牽頭發表的《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與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研究報告中便指出，DSE新學制（2012年後、2024年前）下高等數學（M1/M2）與科學選修的邊緣化，導致本港學生數理基礎出現嚴重斷層，甚至本地大學理工院系都不得不為大一新生開設「數理惡補班」才能勉強銜接課程。本地銜接尚且如此吃力，當這群基礎本已「先天不足」的本港理科生踏入考核難度、推導深度遠超DSE的內地高校的頂尖理工院系時，所面臨的學業壓力和「降維打擊」可想而知。 作為過來人，筆者深知課程要求極高的數學、物理基礎，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港生難以適應，甚至被迫轉專業或退學。即便有少數人敢於直面差距，力圖將勤補拙，毫不誇張地說，普遍需要付出遠超常人的努力才能及格，這客觀上直接影響了他們在國內外名校繼續攻讀碩博的機會。

「境外」身份讓技術人才受限

其次，香港人「境外」身份終究帶來的科研與體制壁壘。即便是在內地，國防安全畢竟是國之利器，香港無疑是中國的，但也同時屬「境外」。既然航空航天研究與軍工高度綁定，特別是涉及運載火箭、尖端飛行器設計與動力系統等「第一類航天工程」課題往往涉及核心敏感技術，絕大部分港生客觀上被排除在相關科研專案之外，難以跟隨學術導師深度參與有關新項目。正如筆者曾聽聞香港理工大學一位資深學者坦言：面對這類大型航空航天工程，香港的高校往往只能觸及理論與週邊的表面工作，真正的工程應用與落地只能交由內地的核心體制內工程單位完成。在極其有限的科研許可權下，本港培養的頂尖工程人才難以得到充分的鍛煉。

結合上面的兩點，根據筆者長期追蹤的結果，如今港人在內地軍工企業，尤其是主導第一類航天工程的核心院所就職的阻力極大，即便前往民營航天機構，也難以進入核心技術層。如果沒有更多政策支持，選擇內地身份的人才當然比較安全。這導致了一個極其尷尬的悖論：香港人在「二軌外交」層面擁有中西交匯的「橋樑」優勢，但在真正硬核的技術攻堅、產業鏈融入、儲備精準發展太空經濟的經驗上卻處處受限。如此，香港發展太空經濟時，很大程度上會缺乏本地真正的人才參與其中，依賴內地專家之餘，也應讓更多本地航天專家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筆者希望香港太空經濟能夠高速發展並且回饋祖國，所以希望盡早將這個悖論指出來。

河套合作曲應建立航天人才白名單

SpaceX的成功，本質上是對全美乃至全球頂尖工程人才的虹吸與高效利用。香港若要想複製這一模式，就必須直面並解決上述人才流動與資質審核的「玻璃門」。發展商業航天、太空經濟方面，香港不宜妄自菲薄，其高度開放的投資環境、政策大力支持創科發展的力度以及人才的集約性，使其依然極具競爭力。

為實現破局，讓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能夠為本地的商業航天及太空經濟保駕護航，筆者提出以下3點可行性較高的建議：

第一，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立「航天人才跨境流動與科研白名單」機制。應當在河套地區的建設過程中完善成立航天人才跨境流動機制，實現人才與技術的雙向流通。國家可考慮在河套等特定區域內，對經過嚴格背景審查的香港青年航空航天科研人員實行「白名單」管理。在物理隔離與數據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賦予他們有限度參與國家級非涉密核心航天專案及數據處理的許可權。這不僅能讓港生在背靠祖國的情況下學有所用，更能為國家商業航天注入具有國際視野的新鮮血液，以香港所長服務祖國所需。

第二，自上而下地精準引導香港資本。香港的資本市場不僅要服務於內地成熟航天企業的首次公開募股（IPO），更應將投資端口前移。利用香港自由貿易港降低企業出海合規成本的優勢，特區政府與商界可依託現有的「產學研1+計劃」 (RAISe+) 或「創科創投基金」 (ITVF)，設立專門針對太空經濟的投資通道。這將通過行政主導的方式精準賦能由香港本地高校孵化的智能載荷、深空物質光譜探測、太空機器人等初創團隊，用充足的早期資本留住那些因身份受限而無法進入內地核心院所的香港青年，不僅能讓他們在香港本土實現技術轉化，還能直接對接東南亞、中東等地的通信與遙感需求，從而真正形成「技術—資本—市場」的跨境航天資源網絡，也會便於香港滿足祖國「十五五」對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期許。

讓香港航天人才為祖國發光發熱

第三，推動本地高校工程教育與內地前沿產業的深度合作。 香港本地大學（如科大、城大、理大）雖然開設了航空航天工程本科項目，但教學內容往往向傳統的航空工業傾斜。未來，本地高校應進一步打破學科壁壘，加強航天科學與機械工程、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的交叉融合（如港中大與港中深合辦的雙主修課程）。同時，爭取讓更多香港學者、學生參與到國家行星科學研究（如月壤分析、火星探測器光譜儀研製）的「大科學」範式中。如此，他們不只可以融入，還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歸根究底，商業航天的目標是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精細的技術提供軌道衛星服務。香港「SpaceX模式」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激動人心的產業藍圖。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沒有任何一個偉大的商業奇跡是可以脫離「人」而獨立存在的。即便目前香港已經快速融入國家發展藍圖，但對親歷者而言，在不少領域有待加速，也不乏希望為祖國的航天事業服務的香港有志青年，既然香港不缺頂級的智力資源，也不缺探索宇宙的雄心，只要願意討論這些結構性的體制難題，就能讓香港與內地在商業航天、太空經濟方面的學術資源與產業路徑真正交匯，香港的新一代的人才也就能在「加快建設航天強國」的征程中更好地為祖國發光發熱。

（筆者鳴謝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李冠儒博士提供的建議）

作者郭祺是思哲研究所創科領域青年研究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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