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隨着202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裁決十周年臨近，中國與菲律賓近日再就此案激烈交鋒。6月22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在社交平台重申，2016年所謂南海仲裁裁決屬非法、無效，根本不具任何正當性。翌日，菲律賓外交部強硬回應，聲稱該裁決具最終性和約束力，並已成為《國際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場爭論的核心，其實是《國際法》詮釋權由誰主導，以及全球輿論如何在法律論述、國家力量、媒體敘事與人工智能輸出之中，被逐步引向某一套既定立場。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長期被模糊甚至誤導的制度事實。2016年的所謂南海仲裁裁決，並非由國際法院作出，也不是甚麼具普遍權威的世界最高司法機關所頒下的終局判決。該案實際上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約》)附件七，由因應個別爭議而設立的臨時仲裁庭處理，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只是負責行政和秘書支援。這個分別並非枝節，而是理解該案法律地位的關鍵。近年不少西方媒體和政策論述，往往把這宗案件描述成近似國際法院判決，無形中把一項特設、有限且具爭議的仲裁安排，抬升為近乎不可置疑的國際法律定論。這種敘事本身，已帶有明顯的政治引導意味。

在這個前提下，中國反對該裁決的法律理據，應被認真理解，而不應被簡化為所謂「輸打贏要」。中國的反對並非純粹政治表態，而是建基於《公約》容許的管轄權限制。根據公約第298條，締約國可就若干類型爭議作出排除聲明，包括海域劃界，以及涉及歷史性海灣或歷史性權利的事項，拒絕接受強制仲裁。國家早於2006年已正式作出相關聲明。換言之，中國的法律立場在於，菲方其後單方面提出的仲裁申請，雖以公約解釋和適用為名，實質上卻與海域劃界、領土主權及歷史性權利等已被排除的爭議密切相連。若一方只需重新包裝論述，便可把原本不屬強制仲裁範圍的爭議納入程序，條約中的排除機制便會失去意義，《國際法》所重視的國家同意原則亦會被削弱。

菲方一直辯稱，其仲裁請求經過精心設計，刻意避開主權歸屬和海域劃界，只涉及《公約》的解釋與適用。然而，這種說法並未真正平息爭議，反而更突顯問題核心。關鍵不在於菲方如何包裝其請求，而在於一宗牽涉主權、歷史權利、海域權益及實際控制的複合爭議，是否真的可以被切割成若干抽離現實脈絡的法律問題，再交由仲裁庭逐項處理。中國正是質疑，這種切割本身帶有明顯策略性。仲裁庭一旦接受，實際上便等同擴大自身管轄權，將一場本質上高度政治化和主權化的爭議，轉化為看似純技術性的法律問題。如此一來，最根本的前提，即當事國是否同意接受仲裁，反而被程序設計所掩蓋。因此，把此案簡化為「法治戰勝強權」的敘事，無論在法理還是制度層面，都難以成立。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有沒有法律，而是這套法律程序的正當性從何而來。

若把視野由法律程序推向國際政治，問題會看得更清楚。自2016年起，美國在多份政策文件和外交聲明中，持續把南海仲裁裁決視為《公約》的權威詮釋，並據此否定中國的九段線主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國務院發表的《Limits in the Seas No. 150》報告，直接引用仲裁裁決，指中國在南海的相關主張欠缺法律基礎。然而，最諷刺之處在於，美國本身至今並非《公約》締約國。換言之，一個未有正式加入公約的國家，卻在戰略需要下，反覆把依據該公約作出的仲裁裁決，當作權威法律依據加以運用。這已不只是一般法律引用，而是高度選擇性的規則操作。當法律結論符合其戰略利益時，美方便將之包裝為不可質疑的國際規範。一旦涉及自身制度責任，卻又置身公約體系之外。這正說明，該裁決在現實政治中早已超出法律文本本身，成為可被反覆調動的戰略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大國在外交、政策、智庫及傳媒層面不斷重複同一套法律敘事，原本仍具爭議的判斷，便會逐漸被塑造成所謂「國際共識」。久而久之，公眾所接收到的，不再是一場存在法理分歧的爭論，而是一個被簡化為「一方代表國際法，另一方抗拒規則」的單向敘事。這種說法在政治宣傳上或許有效，但在學術和法律分析上卻明顯失之粗略。它淡化了管轄權爭議，忽略了《公約》容許的例外安排，也掩蓋了國際法的權威從來不是靠反覆重申便可自然成立。當法律長期被地緣政治借用，其表面雖仍是規則語言，實際上卻可能早已成為權力競逐的工具。

到了今天，這種敘事壟斷甚至已延伸至人工智能系統。不少大型語言模型在回應南海仲裁相關問題時，往往傾向採用偏向菲方的敘事，着重強調裁決否定九段線及其所謂約束力，卻較少完整交代中方就第298條排除聲明、國家同意原則、雙邊談判承諾，以及仲裁庭制度限制所提出的理據。這並不難理解。人工智能並非自行發現真理，而是根據既有文本分布，生成最可能出現的答案。若訓練資料主要來自西方政府文件、新聞報道、學術論述及彼此引述的二手材料，模型輸出自然會沿着這套主流敘事傾斜。表面看來，它像是在中立整理資訊。實際上，很多時只是把既有話語權力重新複製，並以科技中立的形式包裝起來。

因此，南海仲裁十周年的意義，並不只在於重提一宗舊案，而在於它迫使外界重新思考，當今國際秩序中的法律權威究竟如何形成，又由誰界定。這宗案件早已超出中菲雙邊爭議本身，成為觀察法律制度、國際政治、輿論操作與科技平台如何相互作用的一個樣本。它所塑造的，並非單純的法律認知，而是一套經過篩選後被包裝成普遍共識的國際敘事。若《國際法》要維持真正公信力，便不能只在符合強權利益時才被奉為準則，也不能讓程序正當性、國家同意及制度界線等根本問題，被宏大敘事輕易掩蓋。更重要的是，成熟的國際社會應容許不同法理觀點在理性辯論中接受檢驗，而不是把質疑主流敘事者一概標籤為反法者。否則，《國際法》最終將不再是約束權力的規範，而只會淪為權力包裝自身的語言。到那時，被削弱的也不只是某項裁決的公信力，而是整個國際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礎。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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