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於2026年7月8日公布的新規，並非一般行政修訂，而是美國科研政策由開放合作轉向制度收縮的明確訊號。據公開資料，該規定要求NSF資助不得用於與列入美國政府「受限實體」名單的機構或人員合作。由於該名單整合多個聯邦部門的限制清單，實際上將不少中國高校、國家實驗室、研究院所及企業排除在合作範圍之外。表面上，政策措辭相當中性。實質上，卻是以行政手段築起一道科研隔離牆。外界普遍將其視為近乎全面限制與中國科研合作，這反映美國科研治理正由風險管理轉向排除管理，並同時削弱自身的學術開放性。

限制合作遏制不了中國科技發展

若從整體脈絡看，NSF 今次的舉措並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美國多項政策逐步收緊的結果。除 NSF 外，白宮管理及預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早前亦提出更廣泛的統一標準構想，擬將所有聯邦資助項目納入以國內優先為核心的合作準則，令與中國等重點關注國家的研究合作面臨更嚴格限制。與此同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亦已限制特定國家科學家存取生物醫學資料庫。這些措施合併來看，反映美國並非只是在處理個別安全風險，而是在重塑整體科研合作秩序。從政策層面而言，這是由個案審查走向結構性封鎖。從國際關係角度看，則是由競爭中的合作轉向合作中的對抗。其風險在於，原可透過制度規範處理的問題，逐步被上升為國家對立，令學術界原有的專業空間愈來愈受政治語言主導。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持續收緊限制之際，中國科研實力仍在穩步提升。無論是研發投入、論文產出，還是專利佈局，中國都已由追隨者逐步轉為全球科技競逐的重要參與者。科研體量愈大，愈需要國際連結、學術網絡與制度承接，而非外部世界以封閉和排斥作為回應。美國若以為限制合作便可遏止中國科技發展，實屬低估當代創新體系的韌性。科研本身並非孤立運作，知識、人才與資金只會隨制度環境重新流動。當美國主動收窄合作空間，首先受損的，往往是其在全球科研分工中的樞紐地位。世界科研網絡不會因單一國家收緊而停頓，只會調整路徑。

科研資源是建設教育樞紐重中之重

在此背景之下，本港若要在新一輪國際科研重組中重新定位，關鍵不在被動觀望，而在主動提升承接能力。北部都會區作為本港未來數十年的策略性發展引擎，其意義不僅在於土地開發或房屋供應，更在於能否成為重塑高等教育與創新科技版圖的制度平台。該區結合創新科技、產業發展、跨境協作與生態保育，目標是建成本港新的增長核心。從規劃角度看，這不只是一般的市區擴張，而是牽涉產業結構、人口分布、交通樞紐與知識生態的長期重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區政府已預留可觀土地用作北都大學教育城，並吸引多間專上院校研究設校或擴充科研空間。這意味着，北部都會區不單是住屋與物流規劃，更有潛力成為本港大學科研與國際人才政策的核心平台。

不過，要令北部都會區真正成為全球大學樞紐的重點，單靠土地和規劃並不足夠，關鍵在於科研資源如何配置。當今全球高等教育競爭，重點早已不是誰擁有較大的校舍或較高的國際排名，而是誰能提供穩定而具前瞻性的科研資助，支持具突破性的研究項目。若本港希望吸引海外頂尖人才，尤其是已在國際學術界建立聲譽並擁有成熟團隊的領軍學者，特區政府便必須大幅加強對前沿研究的投入。相關資助亦不宜侷限於短期、零散且過於保守的撥款模式，而應集中支援具戰略價值、能產生國際影響力並促進跨學科合作的重大項目。對頂尖人才而言，決定其是否轉移陣地的，從來不只是待遇，而是研究能否持續、團隊能否擴展、設備能否更新，以及博士後和研究助理能否穩定留任。

資源配置應回應本地科研發展需要

現實是，本港現行科研資助規模與內地部分重點城市及若干海外科研強國相比，仍有明顯差距。問題不只在於金額多少，更在於資助結構能否支撐大型、長期及跨機構研究項目。若基金規模偏小，研究往往只能停留於零散、保守、以短期成果為導向的課題。資源不足，亦令研究團隊難以形成規模，更難吸引海外重量級學者長期加盟。本港若要提升國際高等教育中心地位，關鍵是讓外界看到，這裏提供的並非只是一個職位，而是一個足以實現學術抱負的平台。

在這個問題上，資源配置不應只向少數外來重量級人才傾斜，也應回應本地科研發展的長遠需要。首先，特區政府有必要擴大研究碩士及博士 (Research Master’s and Doctoral programmes) 名額，特別是增加本地年輕人才的培養機會。現時八大院校在 STEM 學科 (即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數學）) 的研究碩士及博士生結構中，本地年輕人的比例明顯嚴重偏低，部分學院甚至幾乎沒有本地研究生。即使在八大院校的授課式研究生課程 (Taught Postgraduate Programs) 中，本地年輕人平均參與比例亦低於5%。這不但反映本港在科研人才銜接方面存在缺口，也顯示本地青年在研究階段可獲得的機會仍然有限。若本地青年難以進入研究體系，本港的知識生產鏈便難以穩固扎根。科研若要長遠發展，不能只單純依賴外來人才，還必須培養本地下一代研究學者，讓年輕人看見科研是一條可持續的職業道路，而非少數人的專利。

為中生代科研人才提供研究與學術渠道

其次，本港亦需重新思考中生代科研人才的出路。現時，不少已在專業領域累積豐富經驗的本地人士，踏入 40 歲前後時，往往面對進一步投入學術研究的機會有限，甚至幾乎沒有機會。這種情況並不健康，因為它反映科研體制過度強調年齡分層，卻忽略研究能力本身具有延續性與累積性。事實上，許多研究工作並非只適合 20、30 歲的年輕人，反而更需要實務經驗、判斷力與跨界視野。若本港希望建立有活力的科研生態，便不應只追求年輕化的表面指標，而應為有工作經驗、但仍具學術潛力的人士開闢重返研究的制度渠道。這既有助提升研究多樣性，也有助促進產業經驗與學術研究更緊密結合。

因此，本港未來的科研政策不應只着眼於單一方向的人才引進，而應着力建立多層次的人才結構。對外，要有足夠資源吸引世界級學者和成熟團隊。對內，要擴大本地研究碩士及博士培養機會，為年輕人開闢進入研究體系的空間。對於中生代專業人士，則要提供重新投入學術與研究的渠道。三者缺一不可。若只重海外引才而忽略本地培育，最終只會造成外強內弱。若只強調本地培訓而缺乏國際引進，則難以建立真正的國際競爭力。真正成熟的科研城市，必須同時具備引進、培養和再發展的能力。

轉換思維讓資助從補貼走向戰略投資

更進一步說，本港若要競逐全球科研人才，特區政府資助的思維也必須轉型。科研不應只是教育體系的附屬功能，而應視為城市競爭力的核心基建。這意味着，資助不只是補貼，更是戰略投資。對一個希望成為世界級大學樞紐的地方而言，科研基金應有清晰方向：一方面支援具國際能見度和影響力的合作項目，另一方面支援能在本地推動產學研聯動的長線研究。更重要的是，本港應考慮設立高額專項基金，吸引那些已在海外建立聲譽、但因政策環境轉變而尋求新平台的學者及其團隊。若資源不足，即使本港地理位置優越、制度相對開放，也未必能真正留住人才。因為人才流動從來不只是理念選擇，更是對資源密度的理性比較。

因此，北部都會區若要真正成為本港未來的增長引擎，必須與科研投資政策同步推進。土地只是載體，財政資源才是動力。本港若真心希望在全球高等教育競爭中提升地位，便不能只談引才，還要在科研撥款上作出更積極部署，集中資源支持那些代表未來、吸引世界級學者，並帶動城市知識結構升級的項目。面對其他地方以限制回應全球合作，本港最有力的回應，不是口頭上的開放，而是以充足資助、清晰制度和前瞻布局，建立一個真正值得世界級人才留下的研究生態。只有這樣，本港才不會只是國際人才的過境站，而能成為匯聚頂尖知識、推動創新突破，並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的全球大學樞紐。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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