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當一位現任美國總統在白宮發表全國演說，並公開指控中國竊取二億二千萬名美國選民資料，這已不僅是一般的政治表態，而是一場具有高度制度意義的公共發言。真正需要審視的，並非單一指控是否成立，而是這場演說如何被構造、如何被傳播，以及它如何被轉化為政治權力的工具。全國演說（National Address）並非單純的國家最高領袖發言，而是行政權力透過正式而具權威性的渠道，向社會傳達政策立場、危機判斷、外交訊號或公共說明。正因如此，相關發言必須承擔更高標準的準確性、克制性與可驗證性。換言之，全國演說本應是負責任的制度溝通，而非個人情緒的宣洩。一旦偏離此唯一功能，問題便不只是溝通失當，而是權力運作本身出現嚴重失衡。

正因如此，特朗普這場全國演說有必要以更嚴格的標準加以檢視。它並未展現此類演說應有的冷靜、精確與說明功能，反而更接近一場經過精心編排的政治表演。演說內容將外來威脅、選舉怨懟、制度不信任與個人受害敘事結合為一套表面連貫、實則高度操控的論述，其目的不在於協助公眾理解現實，而在於引導公眾接受預設的政治情緒。這種手法並非由證據推導結論，而是先設定危機，再要求社會以該危機框架理解其他一切。其危險之處，在於它把全國演說由原本的說明工具，轉化為政治動員工具，從而使國家權威不再服務公共理性，而是服務個人政治利益。

要理解這場演說的影響，必須先處理媒體是否直播的問題。美國三間主要新聞機構ABC、NBC 及 CNN 拒絕即時播出，並不代表它們參與了任何陰謀，也不宜簡化為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直播並非純粹中性的技術安排，它會即時賦予講者更高的權威感與緊迫感，使未經核實的內容在事實驗證前先行佔據公眾視野。尤其在政治傳播中，直播往往會強化訊息的重要性與真實感，令觀眾更容易先在情緒上接受內容。對新聞機構而言，當一場演說涉及重大但尚未證實的指控時，選擇延後播出、先行核實，反而更符合專業責任。這並非迴避公共議題，而是避免媒體成為放大未經證實說法的渠道。從這個角度看，相關媒體未有直播並非問題核心。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場全國演說本身已具強烈煽動性，因而必須引起高度警覺。

然而，若只討論新聞機構的反應，仍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特朗普的指控在邏輯和證據層面均有明顯缺陷。所謂中國竊取二億二千萬名選民資料，雖然在語言上極具震撼力，足以即時製造危機感，但這正是政治修辭常用的操作手法，即以誇大的數字塑造真實感。當數字大到近乎壓倒性，公眾往往先感受到事態嚴重，然後才追問證據。特朗普顯然深諳此道。他並非先提出可驗證事實，再作合理推論，而是先以龐大數字營造恐懼，再引導公眾接受其敘事。此種手法在政治動員上或許有效，但在公共論述上卻極為薄弱，因為它將戲劇效果置於可證實性之上。

更嚴重的是，這項指控刻意忽略了選民資料本身的制度複雜性。美國選民資料並非單一、封閉或神秘的資料庫。相反，不同層次的資訊早已散見於公開、半公開及可商業流通的渠道之中，而地方登記資料、人口資訊、競選數據平台、商業資料庫與研究用途資料之間亦往往彼此重疊。因此，若要認真討論資料安全，必須先清楚區分哪些屬於公開資訊，哪些屬於受保護資訊，哪些雖可合法取得但仍可能被濫用，以及哪些情況才真正構成外部滲透。特朗普的說法卻完全跳過這些層次，將複雜問題簡化為單一敘事，即中國竊取了美國選民資料。這種處理方式看似直接，實則抹去制度背景與技術細節，令本應接受嚴格分析的安全問題無法進入理性討論。

這種簡化並非單純的表達失誤，而是一種具明確政治功能的策略。當總統把複雜的制度問題改寫為外部敵人敘事，實際上便是在將公共政策語言轉化為戰爭語言。其後果十分深遠，因為在這種語言框架下，焦點不再是如何改善制度，而是如何辨認敵人。不再是如何修補漏洞，而是如何動員忠誠。不再是如何建立監督，而是如何劃分陣營。這種語言尤其危險，因為它會把原本需要專業判斷的技術議題，變成政治立場的測試。支持者關心的，不再是資料是否真的被盜，而是是否願意接受特朗普所提出的版本。最終，事實不再具有決定性，情緒與身份認同卻被不斷放大。這正是當代民粹政治最值得警惕之處：它未必直接消滅事實，而是令事實逐漸失去主導公共討論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對「深層政府」（Deep State）敘事的倚賴尤為關鍵。其問題不在於這套說法是否荒謬，而在於它如何削弱反駁的效力。在正常的公共討論中，證據不足會降低指控的可信度。但在「深層政府」框架下，任何反對意見都可被重新詮釋為陰謀的一部分。情報機構若不支持其說法，可被指為參與掩蓋。媒體若不即時播出，可被指為受權力操控。公眾若提出質疑，亦可被說成已受制度洗腦。結果，論述便形成一個封閉回圈 （Close-loop），外部批評無法真正介入，因為所有異議都會被吸納進原有的陰謀結構。這並非論證，而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其目的不在於尋求真相，而在於維持一個預設的政治世界觀。

這種敘事策略亦須放回特朗普對2020年選舉的持續執迷之中理解。時至今日，他仍反覆提起那場選舉，並非出於歷史反思，而是因為相關敘事仍具有強烈的政治效用。它使他得以將個人失利重新包裝為制度不公，並把選舉結果重述為一種被剝奪的經歷，從而維持其「被害者」形象。這種策略之所以有效，在於它可將政治挫折轉化為持續的情緒資源。對支持者而言，關鍵往往不在於特朗普是否真正敗選，而在於他是否仍然承載被背叛、被打壓、被排斥的感受。當政治失敗可以被敘述為陰謀結果，責任便不再落在特朗普本人，而是轉移至一個模糊而龐大的敵對體系。特朗普在這場演說中將中國納入相關敘事，正是因為外部敵人可為內部失敗提供一個看似合理的出口。

這種做法反映的，不只是個人風格，而是對國家權威功能的重新定義。一般而言，總統應承擔三項基本責任：向公眾提供可依據的資訊、在重大事件中建立清晰框架，以及在危機中維持社會信任與制度穩定。然而，特朗普的演說幾乎完全逆轉了這三項功能。他沒有降低不確定性，反而加深不確定性。沒有澄清問題，反而製造更多疑點。沒有穩定公共預期，反而把懷疑轉化為政治武器。這種倒置極為嚴重，因為它意味著總統不再是秩序的維持者，而是秩序危機的放大者。當全國演說失去說明、克制與驗證的功能，國家權威便會由公共資源退化為私人政治工具。

這亦說明，問題不僅在於對中國指控是否失實，更在於這場演說如何改變公眾理解政治現實的方式。當最高領袖在缺乏充分證據下，仍可公開提出規模驚人的外國指控，而社會又被要求將其視為嚴肅的全國演說，久而久之，公眾便可能接受一套失衡的判斷標準。只要說法夠大、夠重、夠具敵意，便足以暫時凌駕證據。這不但會侵蝕公共理性，因為謹慎會被視為猶豫，複雜會被視為可疑，事實亦容易在聲量競逐中被邊緣化。更重要的是，它會持續訓練公眾以情緒反應取代分析能力，使民主討論愈來愈依賴立場先行，而非證據先行。

特朗普這篇全國演說最值得詬病之處，不僅在於內容失實，更在於它系統性地呈現出一種危險的政治溝通模式。它以國家安全包裝個人怨懟，以全國演說的權威放大未經證實的說法，以外部敵人轉移內部挫折，以戲劇性取代說明性，以懷疑取代責任。這些元素結合起來，構成的並非成熟民主應有的公共溝通，而是一種高度操控性的政治表演。表面上，它是在指控中國。實際上，它是在處理特朗普自身的政治困境。表面上，它是在維護國家安全。實際上，它是在消耗制度信任。表面上，它是在捍衛民主。實際上，卻是在削弱民主賴以成立的理性基礎。這才是整件事最深層，也最值得警惕的問題。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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