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行精準扶貧政策，其中以針對劏房家庭核心困局而在2023年設立的「社區客廳」試行計劃，無疑是近年最具突破性與社會迴響的施政亮點。這類共享空間的落成，在實際層面確實顯著改善了基層市民、特別是劏房學童的日常起居環境，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能夠有尊嚴地進餐、學習與社交的實體空間。然而，隨着試行計劃的社區客廳陸續投入服務，社會各界及政策制定者便要開始思考一個關乎計劃生存關鍵的根本問題，那便是社區客廳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社區客廳不能只是短期空間支援

目前的社區客廳模式，主要由政府牽頭推動，商界提供場地，關愛基金提供資金，並委聘非政府機構負責營辦。這種高度依賴外部資源輸入的運作模式，在計劃初期固然能迅速發揮試點效應，但若要走向長遠、可持續的社會治理體制，社區客廳絕不能僅僅停留在提供短期空間支援的福利服務。

面對未來的社會轉型與人口結構變化，社區客廳必須進行前瞻性的角色再定位。這個空間應從一個被動接受公帑補貼的共享空間，逐步重塑為一個能引領社區自主造血、促進跨界別協作，以及融合多維度社會支援的社區共治樞紐。唯有將空間的功能深度植入社區的內在需求，並引進更具韌性的財務與營運模式，社區客廳這項精準扶貧的旗艦政策，才能真正發揮其長遠的社會影響力，重塑香港基層社會的治理面貌。

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引入治療設施

社區客廳作為精準扶貧的旗艦試點，其核心價值在於為基層學童提供一個寬敞舒適的課後學習與活動空間。然而，隨着服務的深化，我們不難發現基層家庭中，有相當比例的學童面對着特殊教育需要（SEN）的成長挑戰。這些學童在狹窄的劏房環境中，由於缺乏活動空間與合適的感官刺激，其行為與學習問題往往容易惡化，加劇了基層家長的照顧焦慮。未來的社區客廳不應僅提供靜態的功課輔導，更應在空間設計上作大膽突破，引入如鞦韆、滑梯等看似尋常的遊樂場設施。

這項建議並非單純增加玩樂設施，而是基於兒童發展需要，透過合適的活動裝置支援感官統合、身體協調及專注力訓練。鞦韆的擺動能有效刺激學童的前庭覺，協助他們建立空間感與平衡力；而滑梯的攀爬與滑行過程，則能提供扎實的本體覺反饋，提升學童的肌肉張力與肢體協調能力。

現時坊間高昂的專業感官統合治療費用，往往令基層家庭望而卻步，但同時在劏房附近亦往往缺乏遊樂場設施。若社區客廳能善用室內空間，增設這些具備治療功能且趣味盎然的遊樂設施，並在營運架構上，協調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以及特殊幼兒工作員等跨專業團隊定期的服務，將能發揮極大成效。

這項倡議的關鍵制度價值，在於能夠精準對接現時本港「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在學童升讀小學首個學期完結後的服務轉變。這項跨專業團隊的引入，不單能讓基層學童在安全、恆溫的環境中享受純粹的童年樂趣，更能在日常遊戲與互動的過程中，無形中為學童完成關鍵的早期介入與感官復康訓練。這種無標籤、去醫療化的社區輔助治療模式，能有效填補主流政策的銜接空白，降低基層家庭對傳統醫療體系的過度依賴，為基層特殊需要家庭構築起最具實效的體制承托。

減輕照顧者壓力釋放家庭勞動力

在劏房等狹窄的居住環境中，照顧者的精神壓力往往處於臨界點。不論是需要時刻照料特殊學習需要子女的家長，還是長期貼身看護年邁長者的基層婦女，他們在漫長的照顧旅程中，往往處於極度孤立無援的狀態。筆者過去在社工日常工作實務中，曾處理過一宗令人極為痛心的家庭暴力與虐兒個案。那是一個擠在狹窄空間內的一家七口基層家庭，戶主作為家中唯一的健全勞動力，不單要照顧體弱多病的年邁長者，同時家中亦有嚴重智障的兄長，更要與作為家庭主婦的妻子看管兩名患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基於保障私隱，個案細節雖經適度調適，但其折射出的結構性悲劇依然真實。在如此極端的空間局限與多重重度照顧負荷下，照顧者的精神防線最終徹底崩潰，導致了無可挽回的家庭悲劇。

這宗個案赤裸裸地揭示了當前基層社區的隱形危機。當多重照顧壓力在狹窄空間內產生病理性的重疊，若外界缺乏即時且具備彈性的空間與人手承托，家庭網絡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因此，社區客廳的第二個轉型關鍵，在於建立一套恆常的社區託管與照顧者喘息服務機制。這項服務不應走傳統福利機構那種繁複的官僚審批程序，而是以街坊鄰里的靈活互助模式運作。社區客廳可善用課後及假日時間，由社工協同受過基本培訓的街坊義工，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兩至三小時的短暫託管服務。

這短暫的時空釋放，不單能讓長期處於高壓狀態的照顧者獲得片刻的喘息空間，去處理個人事務、進行覆診甚至是進行簡單的社交生活，更能發揮前線預警功能，及時介入並防範因照顧壓力過載而釀成的家庭暴力與悲劇。透過空間的彈性調配與社區資本的有機結合，社區客廳將成為基層社區中，最溫暖且最具防護力的安全網，為長遠的家庭賦能奠定基礎。

建立青年創業增值基地破除跨代貧窮

數碼時代的來臨，使資訊與技術落差成為導致跨代貧窮累積的新型屏障。居住環境狹窄、缺乏適切科技設備的基層學子，在求學與生涯規劃的起跑線上，往往面對着不對等的競爭。未來的社區客廳應積極與資訊科技界別、各大專院校及青年團體協作，將部分空間開闢為青年創科與創業培育基地。

這個基地不應僅提供基本的電腦上網設備，而應着眼於高增值的實務技能培訓。透過引入大專院校的科技專才與業界導師，定期在空間內開設程式編寫、人工智能應用、實體設計技術以至數碼媒體創作等新興技能課程。

在此技術增值的基礎上，社區客廳更可進一步引入青年創業培育與孵化計劃，為有志創業但缺乏初始資本與營運空間的基層青年，提供關鍵的起步支援。社區客廳的共享空間在特定時段，可彈性轉化為微型的共同工作空間，並協調專業人士提供基礎的商業登記、稅務諮詢以至法律顧問等配套服務。透過與大專院校的支持以及商界的天使投資網絡對接，這項培育計劃能協助青年將新穎的創科意念，轉化為具備市場生存能力的商業方案，甚至是能夠回饋社區的社會企業。

這種安排能為基層青年提供一個免受空間限制的現代化學習與創業實踐環境，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便能接觸到最前沿的科技應用與商業運作。這項舉措的長遠意義，在於主動為基層青年裝備未來數字經濟所需的關鍵能力，並為他們搭建一條自主創業與向上流動的制度階梯，從源頭上切斷貧窮的跨代傳遞。

以多元便民合作社推動社區自主造血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空間，不能單靠外在資源的持續補貼，而必須激發社區內部的內在動力與造血功能。社區客廳未來的長遠藍圖，應積極引進社會企業與合作社的營運思維，試行建立一系列由街坊共同參與、以便民與互助為核心的社區合作社。

合作社的業務範疇可緊密圍繞基層市民的日常所需，例如開辦收費大眾化的家居小型維修和清潔服務、提供健康餐食的共享廚房合作社、甚至是提供改衣修補或陪診照護等便民服務。

這種模式一方面能為區內的基層婦女及退休長者，提供在家附近、時間彈性且具備尊嚴的就業培訓與試行就業機會，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勞動市場並獲得實質的經濟回報。另一方面，合作社提供的便民服務能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水平回饋區內街坊，降低基層家庭的生活開支。當社區客廳從純粹的受助空間，轉化為居民自主管理、自給自足的互助共治實體，這種深耕於本土的社會資本，才具有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強化社區客廳民生功能補上基層醫療支援

若要提升社區客廳的公共價值，未來亦可考慮把基層醫療支援納入服務範圍。現時政府及非政府機構雖已提供如社區牙科支援計劃、中醫流動診所和地區康健中心等服務，但對不少劏房家庭、長者及照顧者而言，醫療服務是否設於居所附近，往往直接影響他們的使用意欲與實際可及性。

基層市民面對的問題，很多時不只是醫療費用本身，還包括交通時間、輪候安排，以及照顧家庭成員所帶來的出行限制。若社區客廳可與地區醫療團體、牙科服務機構或中醫服務單位合作，定期提供價格相宜的基本健康檢查、慢性病篩查、中醫諮詢，甚至口腔健康評估，將有助把原本零散的基層醫療支援更貼近居民日常生活。這種以社區為本的醫療配套，不但可減輕基層家庭延誤求診的情況，也能令社區客廳由單一生活空間進一步發展為綜合民生支援平台。

政策成效應注重長遠不能只看短期數字

這也帶出另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就是公共政策成效的評估方式往往過於短視，往往側重短期可見的量化成果，例如舉辦了多少場活動、服務了多少人次、派發了多少物資。這些數字固然有其參考價值，但若把它們視為主要甚至唯一準則，便容易令政策停留於表面成效，而忽略服務對家庭處境、生活能力與社區連結所帶來的長遠改變。

社區客廳若要走向可持續發展，評估框架便不能只停留在使用率和參與人次，而應建立跨年度的追蹤機制，檢視其對基層家庭的實質影響。例如，長期使用服務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在專注力、情緒管理或適應能力上有否改善。接受託管或喘息支援的照顧者，其壓力水平和家庭衝突是否有所下降。至於參與培訓或合作計劃的基層婦女，其就業情況和家庭經濟狀況，又是否得到較穩定的改善。

只有當評估工作能夠呈現這些較深層、較長遠的變化，政策制定者才可能較準確地判斷資源投放的實際效果，並為未來的社會投資建立更具說服力的依據。

精準之外更需制度重塑與社區自理

社區客廳的未來發展，絕非只是增加多幾個社區客廳或延長開放時間等微觀調整，而是香港對於社區治理範式的深耕與優化。這個空間所承載的，不單是緩解劏房擁擠的微觀支援功能，更是一整套將社區關懷轉化為自主造血與社區共治的社會創新實踐。

從引入滑梯、鞦韆等具備感官治療功能的遊樂設施以精準承托SEN學童，到織密互助網絡以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從建立青年創科和孵化基地以提升跨代流動機會，到開創便民合作社以激活社區的就業與造血功能。若能把這些環節逐步整合起來，社區客廳或可不止於一項短期紓困措施，而成為香港社區發展的重要一環。

若要令社區客廳真正發揮長遠作用，政策視野便不能停留於短期績效，而應放在制度化和可持續發展之上。當政府、商界、大專院校與前線社福工作者能建立較穩定的協作機制，並讓居民在使用服務以外逐步參與社區事務，社區客廳才有可能由階段性的扶助措施，轉化為香港社區治理中較具韌性的支持平台。這不單是扶貧政策的延伸，更是香港如何回應基層生活困境的一項制度選擇。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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