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薛定諤的貓」（Schrödinger’s Cat）是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中的著名思想實驗，旨在說明量子系統在被觀察前，可能同時處於兩種互相矛盾的狀態。其基本設定是將貓置於密封盒內，盒中機制有50% 機率觸發死亡。因此，在盒子尚未打開之前，貓可被同時理解為「活着」與「死亡」，呈現「既生且死」的疊加狀態。相關概念原屬物理學，但其後常被借用於政治與社會分析，用以描述某些事物在話語表述與實際行動之間，同時維持兩種互相排斥的定位。若將此框架置於今日歐盟對華政策之中，便可見其內在矛盾：在政治表述上，中國被歐盟指為俄烏戰爭的關鍵幫手。在實際操作上，歐盟卻仍需倚賴中國製造的零件、材料與供應鏈，以維持烏克蘭戰時補給及自身軍工運作。換言之，中國在歐盟敘事中同時被塑造成「威脅」與「必需品」，既要承受「制裁」，又要維持「依賴」。

這種矛盾，於英國《金融時報》2026年7月13日披露的一宗報道中表露得尤為明顯。報道指出，歐盟在「歐洲和平基金」（European Peace Facility）的軍援框架下，批准烏克蘭動用60億歐羅，即約537億港元的歐盟資金，購買中國製無人機零件，包括摩打、光學設備及其他組件。表面上，這只是因應戰時需要而作出的個別安排。但從政策邏輯看，這卻是歐盟整體對華戰略的集中反映。歐盟多年來一再強調「戰略自主」，並主張降低對外依賴，尤其是對中國的依賴，甚至在政治語言上將中國界定為系統性對手。然而，當首批規模達60億歐羅的無人機專項撥款真正落實時，歐盟仍不得不為中國零件開綠燈。這並非一般所謂的政策彈性，而是戰略設計與工業現實之間存在根本落差。若一項國策必須依賴例外條款方可運作，便足以說明其在起步階段已經存在結構性缺口。

這宗新聞的重點，不在於其是否出人意料，而在於它直接回應了一個歐洲長期迴避的問題：當前線需求迫切時，歐洲能否依靠本土工業即時供貨?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無人機並非單一產品，而是由多個高度分工環節組成的工業鏈，包括摩打、電池、飛行控制器、電子調速器、感測器與鏡頭等。這些零件看似分散，實際上共同決定無人機的生產能力與作戰效能。歐洲並非完全欠缺技術基礎，但技術能力與有效產能並不相同。要將原型轉化為可在戰場大量消耗的產品，所需的不僅是研發能力，還包括穩定供應、可擴張生產線、低成本採購、成熟物流，以及完整的上游配套。相較之下，烏克蘭前線一年消耗以百萬計的無人機，歐洲工廠往往只能以千計規模應對。這種差距並非短期增產所能彌補，而是多年產業佈局失衡所累積的結構性結果。

因此，歐盟所謂「戰略自主」的首要問題，在於政治時間尺度與工業節奏明顯脫節。政治宣示重在即時效果，工業能力卻須經長期累積方可形成。若由設計走向量產需時三至五年，則任何要求前線即時補給的戰時採購，都不可能完全等待歐洲本土產能成熟。這亦解釋了為何歐盟首筆大額無人機資金最終仍須透過豁免機制，容許烏克蘭採購非歐洲零件。所謂豁免，表面上是特殊情況下的權宜安排，實際上卻是對現有工業能力不足的正式承認。更重要的是，相關豁免得以迅速批出，反映歐盟內部其實十分清楚，若不放行，中國供應鏈根本無法被替代。換言之，歐盟並非不知問題所在，而是明知問題存在，卻仍無力解決。

然而，歐盟的矛盾不僅在於產能不足，更體現在其對華論述與實際政策之間的明顯斷裂。近年歐盟官員反覆將中國描述為俄羅斯戰爭的重要支援者，並以此推動多輪對華制裁。從輿論動員角度看，這類說法確有政治效果。但從政策一致性角度看，卻相當薄弱。若中國真屬必須排除的戰爭推手，歐盟便不應同時容許自身資金流向中國零件供應鏈。換言之，歐盟一方面指控中國，另一方面又在實際操作上承認自己無法脫離中國。這種雙重標準，不只是言行不一，更反映其安全政策與工業政策之間缺乏整合。當一個政治體系只能在語言上切割，卻在供應上依賴，其制裁措施便難以產生真正的戰略效果。

歐盟今日的困局，根源在於其對全球製造秩序的理解不足。部分歐洲政界人士仍習慣認為，歐洲在航空、汽車及精密機械等傳統領域具備優勢，便理應在新型軍工產業中維持主導地位。然而，無人機產業的競爭，關鍵不在傳統品牌，而在供應鏈整合能力。中國的優勢不僅體現在終端製造，更在於對上游原材料與中游零件的深度掌控。稀土加工、釹磁鐵、石墨與電池等關鍵環節，中國均佔據重要主導位置。這意味着，即使歐洲嘗試將最終組裝環節搬回本土，只要上游仍受制於中國，整個產業鏈便難以真正獨立。若歐盟只願在本地保留品牌與部分組裝，而不願承擔上游重構的成本，其所謂自主主張便只能停留於表面。

歐盟近年推動的減少對華依賴政策，實際上並未顯著改變供應格局。早在2018年，歐盟已開始提出降低對中國依賴。其後又於2023年推動《關鍵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試圖在2030年前提升關鍵供應安全。然而，從實際效果看，七年過去，歐洲對華依賴不但沒有明顯下降，反而在戰時壓力下更顯得難以替代。這並非因為歐洲完全缺乏意願，而是因為供應鏈重組需要長期投入，亦必然伴隨清晰而具成本的取捨。歐盟政治體制往往同時追求價格優勢、高標準規管與戰略獨立，但三者本身未必可以兼容。當產業政策被過度道德化及外交化，最終便容易淪為空泛口號。

在全球製造與戰時補給的博弈中，中國反而展現出較為穩定而審慎的產業能力。中國並未因外部壓力而中斷工業運作，亦未因政治指控而退出全球市場。相反，中國長期依靠完整供應鏈與規模效應，在原材料、零件製造及終端組裝方面維持明顯優勢。這種優勢並非短期內可複製，而是建立於長期工業積累之上。正因如此，無論是俄羅斯、烏克蘭，抑或歐洲本身，在實際戰時需求下都難以完全繞開中國。若歐盟僅將此視為「依賴風險」，卻不承認中國所代表的是當前全球製造秩序的核心現實，那麼其政策便只能停留於道德表態，難以轉化為具體而可行的產業替代方案。

因此，歐盟今日面對的並非單一新聞事件，而是一個經長期累積後終於浮現的制度性悖論。歐盟一方面希望透過制裁與政治批判，塑造其在國際秩序中的道德定位。另一方面卻因自身產能不足、供應鏈缺口及戰時需求，不得不依賴中國製造。這種矛盾並非偶發，而是其戰略設計本身所導致的結果。若歐盟無法誠實承認，真正支撐其安全架構的並非政治口號，而是仍然依賴外部製造能力，則所謂「戰略自主」只會繼續停留於文件與演說層面。換言之，歐盟當下需要面對的，並非如何更有效地批評中國，而是如何正視自身工業體系的現實。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