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每年的中學文憑試或國際文憑試放榜，社會總會把目光集中在狀元修什麼學科。今年情況依舊，成績最優異的一批學生，不少都把醫科視為首選。這種現象表面上反映醫學院吸引力強，背後卻折射出香港對人才、專業與高等教育的想像，正變得愈來愈單一。

問題在於其他道路未能得到信任

社會輿論往往樂於把狀元讀醫理解為志向高尚，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然而，若從高等教育發展的角度看，當最優秀的學生一再集中流向少數專業，這未必只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更是整個社會對風險、地位與出路的集體判斷。醫生固然是重要專業，但若一座城市長期把頂尖人才的成功路徑收窄為幾個高度制度化的行業，問題便不在於醫科太受歡迎，而在於其他道路未能得到同等程度的信任。

這種信任不足，與香港的產業結構和社會文化有密切關係。面對經濟轉型、職業前景不明與階層流動放慢，家長和學生自然傾向選擇最穩妥的道路。醫科有明確的專業資格、穩定的社會地位，也有較清晰的收入預期。當整個社會都以可預見的安全感作為教育選擇的首要標準，狀元讀醫便不只是個人志願，而是一種集體求穩心態。

問題在於，一個健康的高等教育體系，不應只負責把最優秀的學生送進最穩定的職業軌道，更應為社會培養多元而有承擔的人才。今天我們面對的轉型課題，早已不限於傳統專業分工，而是涉及人口老化、科技發展、基層醫療、城市規劃、氣候風險、社會服務、文化創意等多重挑戰。這些議題很難由單一學科獨力回應，更不可能只靠幾個熱門專業支撐。若高等教育愈來愈向少數學科傾斜，城市的人才結構只會愈來愈失衡。

收生競爭蠶食學術自主

狀元集中報讀醫科，反映的是學生與家長的選擇邏輯。另一邊廂，高校的反應同樣值得警惕。近年各院校在收生上的競爭愈來愈明顯，獎學金、住宿、交流機會，甚至優異生可以免交學費，往往成為吸納尖子的主要手段。院校把資源集中投放在極少數成績最優秀的學生身上，固然可以帶來一時的宣傳效果，卻也暴露出一種愈來愈強的市場思維。

當高校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在收生數字和排名競逐中保持優勢，教育本身便容易退居次位。哪些學科值得長期投資，哪些領域對社會未來具有基礎意義，這些本來應由學術判斷與公共需要共同決定的問題，逐漸被即時需求和可見回報取代。結果是熱門課程愈來愈多，基礎學科和人文學科則愈來愈邊緣。

近年有院校調整甚至停辦部分基礎學科，引起社會關注，正好說明這種趨勢的後果。從管理角度看，收生不足、成本偏高、就業前景不夠亮麗，的確是現實考量。但大學不是純粹按市場需求運作的機構。若連大學也失去維持知識多樣性和學科厚度的能力，整個社會的公共思考便會變得愈來愈薄弱。

地理、歷史、哲學、社會學這些學科的價值，從來不只在於直接對應哪一門專業或職業。它們所提供的是理解社會、制度與空間變化的能力，也是判斷公共政策、環境風險與社會矛盾的重要基礎。若一個城市的高等教育只重視短期回報，最終培養出來的，可能是熟練的技術執行者，卻不是能夠理解複雜現實、提出整體判斷的人才。

出路可能在跨學科重組

香港專上教育未來要回答的，不是哪一科最搶手、在放榜後立即瞬間滿額，也不是哪一間院校收生最成功、畢業生的薪酬是多少，而是如何建立一個較能回應社會變化的人才培育格局。這個問題不能靠個別院校增設幾個新課程便解決，而是需要重新思考學科之間的關係。

未來不少關鍵領域，本身就是跨學科的。高齡化社會現象不只是醫療問題，也涉及社區照顧、復康科技、服務管理、公共財政和城市設計。人工智能不只是工程議題，也牽涉法律規管、倫理判斷、數據處理和公共問責。氣候風險不只是自然科學課題，也與地理資訊、基建規劃、社區韌性和資源分配有關。若大學仍然把知識分割在彼此封閉的學科框架之中，學生很難具備處理真實問題所需的整合能力。

因此，專上教育的改革方向之一，應是推動跨學科重組，但這種重組不能只是重新包裝課程名稱，也不能流於追逐新興概念。它需要真正把不同學科的方法、視野與實踐處境結合起來，讓學生在真實問題中學習如何分析、協調與判斷。這類培養不一定保證立竿見影，卻更能回應未來社會對複合型人才的需要。

在這方面，自資院校相對於大型研究型大學，在課程設計和合作模式上往往較具彈性，若能找準定位，反而有機會在應用導向與跨專業培訓上走得更前更廣。不過，前提是政策不能繼續把自資教育視為吸納剩餘學額的附屬安排，而應賦予其更清晰的公共功能。

高等教育需要重新界定公共價值

香港高等教育當前最值得反省的，不是學生太現實，或院校太功利這樣簡單。更要思考的問題在於，整個制度或者長期缺乏清晰分工，也未能向社會說明，不同類型院校和不同類型學科，究竟各自承擔甚麼公共角色。當政策訊號含糊，社會自然會用最直接的方法作出判斷，學生追求最穩定的專業，院校追逐最安全的收生科目，結果便是人人都按短期理性行事，整體卻走向長期失衡。

高等教育若只被理解為個人向上流動的工具，高校便很難守住自身作為公共機構的責任。它不僅是培訓專業人士的場所，也是保存知識、擴闊視野、回應社會問題和孕育制度創新的地方。這種功能未必能即時量化，卻對一個城市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

香港未來的專上教育，需要重新建立這種較長遠的判斷。資助大學當然有其研究使命，自資院校也不必事事模仿。真正重要的是，制度能否容納多元人才，學科能否保留其專業使命，院校能否在市場壓力以外，仍然對社會未來作出負責任的教育判斷。

狀元是否讀醫，從來不是問題的全部。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一座城市把最優秀的學生、最多的資源和最大的期望，都推向少數看似最安全的選項時，我們究竟是在培養人才，還是在複製一種缺乏想像力的教育秩序。若這一點不改，香港高等教育即使繼續運作，也只會愈來愈難回應未來。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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