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柴思原

在少子化被視為國家危機的日本，一名市長準備生孩子，本不應成為全國新聞。可是，京都府八幡市35歲市長川田翔子宣布將在9月預產期前後休假，卻迅速引發廣泛討論。這場爭議的矛盾之處在於：日本一方面呼籲提高出生率，另一方面，當女性政治人物在任內懷孕並安排休假時，仍必須面對是否「不負責任」的質疑。

市長休產假引爭議

厚生勞動省《2025年人口動態統計月報年計（概數）概況》顯示，2025年日本出生數降至671,236人，總和生育率為1.14，兩者均為歷史低位。這些數字說明少子化的嚴重性，但川田事件也提醒我們，問題不僅在於年輕世代生育意願降低，也在於職場與政治制度是否真正承認：生育、育兒與公共責任可以並存。

川田的安排其實相當務實。由於地方民選官員並不像一般勞工那樣直接適用產假制度，她的休假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正式產假」，而是透過設置職務代理者來維持市政運作。八幡市宣布，川田將於7月20日至11月8日設置職務代理者，期間由副市長能勢重人代行市長職務。市長名義交付的文書，原則上也將改以「八幡市長職務代理者 八幡市副市長 能勢重人」名義處理。八幡市也表示，職務代理者原則上可代行市長職權，同時透過每周一次左右的線上報告與資訊交換，維持主要案件的進度共享。

這項安排的關鍵，不只是「市長能不能休產假」，而是地方行政領導人在生育或育兒期間，應如何被制度性地支持。川田在八幡市官方訊息中也指出，市長等常勤特別職不適用《地方公務員法》或《勞動基準法》，法律上沒有一般意義上的勤務時間或休假概念；因此，八幡市是依《地方自治法》第152條設置職務代理者。她也表示，這次未能找到現任地方自治體領導人生育的先例，顯示制度本身原本並未充分預想這種情況。

日本相關制度仍存真空

這正好凸顯日本政治制度內部的一個落差：地方議會方面，近年已有部分制度調整；但地方行政領導人的產假與育兒安排，仍不夠清楚。全國市議會議長會在2021年修改《標準市議會會議規則》，將育兒、看護、介護等明文化為市議員可以缺席市議會全體會議或委員會會議的事由，同時完善與議員本人出產前後期間相關的規定。

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地方議會兼顧支援相關會議規則整備狀況》也顯示，截至2023年7月1日，在1,741個市區町村議會中，將「議員本人出產」明文列為缺席事由的比例已超過九成。換言之，日本政治並非完全沒有改變，而是改革進展不均：地方議員的缺席規則已有較明確的修正，但像市長這類地方行政領導人的休假、代理與責任安排，仍較依賴個別自治體臨時設計。

川田也表示，她接觸到的人對此展現出比預期更多的理解，市府職員和市民也有人鼓勵她不要猶豫，應該休假。但在社群媒體上，反應卻明顯分裂。支持者認為，懷孕生子本來就不容易，川田是在現有制度不足的情況下盡力安排；也有人認為，她為女性從政與兼顧家庭提供了重要先例。批評者則指責她「不負責任」，認為若想懷孕，就應該在上任前完成；也有人主張，政治人物若要離開崗位，就應辭職或減薪。

這些批評反映出，日本政治對女性生育與育兒安排的想像仍然狹窄。川田在受訪時反駁說，如果社會批評政治人物休產假，實際上就等於把20多歲到40多歲、可能懷孕的女性排除在公職之外。這一說法指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政治職位長期以一種可長時間投入公務、較少受家庭安排影響的人生模式為前提。這種假設看似中立，實際上更接近許多男性政治人物過去的生命經驗。

家庭內部分工亟待改變

川田本人並非政治素人。她畢業於京都大學經濟學部，曾在京都市政府工作，也曾擔任參議院議員秘書，33歲時成為日本史上最年輕的女性市長。她的經歷原本應被視為地方政治人才多元化的一部分，卻因懷孕而被重新審視。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女性政治參劃地圖2025》顯示，截至2024年底，在日本市區町村長中，女性只有63人，約3.7%。這一比例不能單獨解釋川田受到批評的原因，但它顯示，在地方政治領導職位中，女性仍是少數。

其實，一般勞工的產假與育兒假安排已相對明確：女性勞工可在預產期前6周請產前假，產後原則上8周不得工作；父親則可在孩子出生後8周內取得最多4周的「產後爸爸育休」。一般育兒假原則上可請到孩子滿一歲，育兒休業給付通常為休假前薪資的67%，第181日後降至50%；2025年4月起，若父母雙方符合條件並取得一定期間育兒假，出生後最初28天還可獲得額外給付，使給付率最高提高至約80%。

但制度存在，不代表使用時沒有障礙。厚生勞動省《2024年度僱用均等基本調查》顯示，女性育兒假取得率為86.6%，男性則升至40.5%，比過去明顯提高。可是，男性育休取得期間仍常偏短。厚生勞動省資料也指出，女性育休取得者中九成以上取得六個月以上，男性雖然取得期間逐漸延長，但約四成仍不到兩周。這意味，許多父親的參與仍容易停留在短期協助，而不是長期共同育兒。

川田身邊的副市長能勢重人提供了一個世代對照。他坦言，自己當年沒有休過育兒假，幾乎把照顧孩子的責任都交給妻子；如今看到女婿請六個月假協助女兒照顧第二個孩子，他感到高興，也認為時代確實改變了。這種轉變值得注意，因為少子化政策若只鼓勵女性生育，卻沒有讓男性更長期、更實質地參與育兒，就很難真正改變家庭內部的照顧分工。

因此，川田事件不只是八幡市的地方新聞，也不只是個人選擇問題。它提出的是制度銜接問題：日本已經在企業育休制度與地方議會缺席規則上逐步調整，卻仍未充分處理地方行政領導人生育或育兒時的職務代理、決策責任、薪酬安排、遠端參與與議會監督。這些問題若不制度化，每一次類似事件都只能依賴個別自治體臨時協調，也容易被輿論轉化為對當事人責任感的道德審判。

在相關討論中，前廣島縣安藝高田市長石丸伸二也把焦點放在制度安排上。與其只討論是否支持市長休產假，更需要釐清地方政治領導人在休假期間的職務代理、決策責任與行政運作方式，確保地方行政不會因此停擺。這不是反對川田休假，而是要求制度更成熟。若每一次政治人物生育都要靠個人判斷、臨時協調與輿論承受力來解決，那麼日本所謂「女性活躍」與「少子化對策」就很難真正落實到制度層面。

讓生育不再成為職責對立面

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2024年度女性政治參畫障礙等相關調查研究》顯示，在地方議員中，女性有73.6%表示政治活動等與家庭生活的兼顧存在課題，男性則為36.4%；報告也指出，家事與育兒負擔仍較多落在女性身上。這些背景使川田的產假安排不只是個人事件，而是日本政治與家庭政策之間落差的一個例子。

川田說，部分批評來自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擔任公職者必須犧牲私人生活，把自己奉獻給工作。這種倫理固然強調公共責任，卻也可能把政治變成只有少數人能承受的職業。若女性從政後被要求不要懷孕，懷孕後被要求不要休息，休息時又被質疑不負責任，那麼政治就難以成為對不同人生階段都開放的公共空間。

因此，成熟的少子化政策，可能不只是發補助、增加托育名額或提高育休給付，而是讓生育與育兒不再被視為職業責任的對立面。理想的未來，不是每一位女性市長休產假都成為新聞，而是有一天，女性政治人物生育、男性政治人物育兒、地方政治領導人暫時離開崗位照顧家庭，都被視為制度中正常的一部分。到那時，日本的少子化政策才更能回應人們實際面對的工作與家庭壓力。

作者柴思原是思哲研究所特約撰稿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副研究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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