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2024年2月，曾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及亞洲區主席的美國經濟學家羅奇 （Stephen Roach），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撰文斷言「香港已玩完」 （Hong Kong is now over），其後訪港時亦重申相關判斷。近日，他再以「舊日香港的確已結束」（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為題發文，延續其對香港前景的悲觀論述。羅奇並非等閒之輩，其評論更應接受嚴格檢視。學術聲望不能取代扎實論證，亮麗履歷亦不能免除分析責任。若一篇評論主要倚賴選擇性事實、情緒化標籤及單一政治視角，便草率斷定一座城市的命運，讀者自然有理由要求更高的分析標準。

文字遊戲難掩制度事實
香港國際功能從未褪色

羅奇最新文章最值得商榷之處，不只是他再次宣稱「舊香港」已經終結，而是他刻意反覆以「Xiānggǎng」取代「Hong Kong」，彷彿單憑普通話讀音，便足以證明香港已被改造、稀釋，甚至失去原有面貌。這種寫法表面上似是文化觀察，實際上帶有明顯政治暗示。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香港，其名稱從來不是外來符號。普通話、廣東話、英文、普通法、國際金融、中國主權與本地生活經驗，早已在香港歷史中交織並存。把一座城市的身份簡化為發音問題，甚至把普通話塑造成衰落象徵，並非嚴謹評論，而是以語言包裝政治情緒。對香港而言，這種寫法既不準確，也欠公允與尊重。

所謂香港已變成「另一個中國大城市」的說法，更經不起制度事實的檢驗。香港仍是單獨關稅地區，港元仍與美元掛鈎，資本仍可自由流動，法院仍適用《普通法》。其上市制度、披露規則、會計準則、公司管治及監管架構，均與內地市場有明確分野。銀行、保險、資產管理、仲裁、航運、法律、會計及其他專業服務，亦持續支撐大量跨境和國際交易。這些不是抽象優勢，而是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日常運作基礎。判斷一座城市是否仍具國際功能，不能只看街上多了哪種語言，或其政治面貌是否符合外部想像。關鍵在於制度能否為資本、企業和法律關係提供穩定、可預期的安排。從這一點看，香港從來沒有因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失去自身制度特性。

資本配置邏輯並未改變
香港別具融通國資價值

羅奇把香港重返全球新股集資重地，解讀為依賴內地企業和國家政策，這是誤解了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金融中心的價值，本來就在於中介資本、配置風險、提升定價效率，並連接企業融資需求與投資者信心。美國紐約吸納全球企業上市，不會因此被指欠缺自身價值。英國倫敦服務海外發行人，不會因此失去國際地位。新加坡承接區域資金，也不會被貶為附屬平台。香港的優勢，正是能把中國企業的增長潛力，轉化為國際投資者看得明、估得到、買得入、管得到的金融產品。內地企業選擇香港，不是香港失敗的證據，而是市場對其制度、專業服務和平台功能的認可。只要香港仍能吸引發行人、投資者、投行、律師、會計師、評級機構和基金經理參與，它便仍具備金融中心的實質功能。

至於中央政府及國家政策對香港的支持，不應被簡化為「人為托市」或「失去自主」。任何重要金融中心都不可能脫離國家能力而獨立存在。華爾街有賴美國聯儲局、證券法、財政政策、美元體系及美國全球影響力。倫敦長期受惠於英國法律信譽、中央銀行制度、稅務安排及外交網絡。新加坡的崛起，亦與國家規劃、清晰監管及高效執行密不可分。唯獨香港被要求遠離自身國家的政策支持，才算「真正國際化」，這種標準絕不客觀。若國家把流動性、上市資源、人才政策、創科機遇及基建聯通配置到香港，合理結論不是香港已經完結，而是香港仍具不可替代的戰略位置。國家能力與國際功能並非對立，關鍵在於香港能否把國家機遇轉化為市場規則下的制度價值。

擺脫西方政治標籤綁架
專業檢驗司法回應質疑

對法治的批評，應回到專業分析，而非停留於政治標籤。任何成熟司法管轄區，都會透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機密資料及憲制穩定。真正需要檢視的是，法律是否由法院依程序執行，當事人是否可由律師代表，裁決是否建基於證據、法律理據、書面判詞及上訴機制。香港仍具備這些基本元素。外界可以批評個別案件、刑罰輕重或立法選擇，但不同意某些結果，並不等於整個法律制度已經崩塌。若合同仍可執行，商業糾紛仍可審理，仲裁裁決仍受尊重，國際交易仍採用香港法律，則斷言香港法治已不復存在，便需要比政治不滿更扎實的證據。法治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由外部輿論按喜惡認證，而是一套可觀察、可檢驗，並在日常案件中持續運作的制度安排。

海外法官離任固然值得關注，但不應被視為香港司法制度的最終判決。個別法官離開，可能涉及良知、聲譽、政治壓力、個人判斷、年齡因素，或對公共環境的不同理解。這些決定可以尊重，但不能抹去香港法院每天仍在處理合約、信託、破產、航運、商業爭議、家事、刑事程序及行政覆核等案件。司法制度的生命力，不只取決於幾位海外名人的去留，更取決於日常案件能否依程序推進、裁決能否提出充分理由，以及市場能否獲得可預期的法律後果。若香港司法功能真已全面失效，國際商業社會的撤離速度和幅度，理應遠比現實更劇烈。把個別象徵事件直接推論為整體制度崩潰，既忽略法律系統的多層結構，也低估本地法律專業和司法程序的持續能力。

超越靜止照片視角
自信城市不懼改變

人口和語言變化，不應被草率解讀為城市消亡。香港歷來就是人口流動之地，不同年代的移民、商人、難民、專業人士、學生和企業家，都曾改變這座城市的口音、生活方式和商業網絡。今日聽到更多普通話，不代表廣東話消失，也不代表香港精神被取代。城市的生命力，從來不在於維持某種純度，而在於吸納新力量、重組舊資源、創造新功能。廣東話仍是香港生活的重要部份，承載家庭記憶、社區情感、大眾文化和日常幽默。但香港的未來不能建基於排斥新聲音，更多內地專業人士、學生、投資者和企業來港，反而會令香港制度在更大市場中被使用、檢驗和延伸。真正有信心的城市，不會因多一種語言而失去自己，也不會因更多人進入而喪失性格。

更深一層看，羅奇所懷念的「舊香港」，或許只是某種過時的外部想像。早在2019年之前，香港已面對全球金融格局重組、深圳崛起、內地資本市場發展、中美競爭加劇、供應鏈轉移、科技產業變化，以及本地經濟結構固化等挑戰。即使沒有近年的政治爭議，香港也不可能停留在上世紀末的模式。低增長、高樓價、產業單一、青年向上流動困難、創科基礎不足，早已是香港必須正視的深層問題。負責任的分析，應追問香港如何在新形勢下重建優勢，而不是把任何轉型都說成終局。拒絕變化的城市，只會成為懷舊標本；能把變化轉化為制度功能的城市，才有資格繼續成為國際焦點。

拒絕西方傲慢定義
穩居重要城市前列

因此，評價香港前景，不能只憑情感上的失落，也不能把「不再像從前」等同「已經失敗」。城市發展從來不是一張靜止照片，而是持續調整的過程。香港今日確實面對不少挑戰，包括經濟結構更新、人才競爭、財政壓力、國際輿論、地緣政治風險，以及社會信任重建。承認問題存在，並不等於接受「香港已完」的結論。正因挑戰真實，評論更應分辨哪些是周期性困難，哪些是結構性調整，哪些是制度優勢仍可發揮作用的空間。把所有問題一概歸結為政治衰落，既無法解釋香港仍然運作的部分，也無助判斷香港下一步如何改善。

羅奇當然有權批評香港，但香港同樣有權拒絕被居高臨下的傲慢語調定義。香港不是西方評論者手中的「紫砂茶壺」，不是只有符合昔日想像才值得肯定的城市，更不是一旦更清晰呈現中國屬性，便失去國際價值的地方。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所謂「舊香港」是否已經完結，而是有些人始終不願承認，香港可以在中國主權之下，繼續以法律、金融、專業服務和城市韌性稳居世界重要城市前列。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羅奇文章此「患」甚深，着實令人失望。惟願日後西方評論香港時，能多一分平等與尊重，也多一分對事實的細緻理解。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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