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冠麟專欄

「Save Lily」與「Save Danny」事件發展至今，已從一宗疏忽照顧兒童案，演變成一場奇行父母與政府在法律、醫療、社會福利等多個層面的全面對弈。被輿論形容為「非常父母」的曾偉邦及關佩仙，以極端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每過幾天又有新猷，持續挑戰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

面對這對系統性對抗體制的父母，特區政府使出一套環環相扣的組合拳，將所謂「質疑」逐一拆解。今次「非常父母」為幼子Danny申請人身保護令，直指社會福利署（社署）虐待與羈留Danny，行為令人咋舌。

政府出發點在於「保護兒童」

法庭早前因應社署申請，頒布為期三年的保護令，期間Danny交由社署看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多次強調，社會福利署向法庭申請保護令，「是建基於男嬰的最佳利益，旨在為其成長提供最好環境」。

將男嬰Danny交由社署安排的留宿幼兒中心照顧，就連孫玉菡也直言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抉擇」。然而，專業人士一致認為，此個案已涉及父母對男嬰的疏忽照顧，Danny在收容所成長，會比在父母身邊更好。

至今，「非常父母」仍然未明白，法庭也好、政府也好，並無任何意圖去搶奪其兒子以達至「懲罰父母」的目的。政府的出發點在於「保護兒童」，這個正當性來源在法律和道德層面，法庭與政府都完全站得住腳。

父母以「偽科學」指控專業判斷

該對父母多次公開指控社署「虐待」Danny，「虐待」行為包括：對有濕疹的嬰兒使用濕疹藥膏、違反意願強迫接種疫苗等。其父曾偉邦聲稱，院舍醫生建議用藥膏「可能」會導致嬰兒有毛囊炎，希望以橄欖油代替。

筆者也有幼兒在家，日常亦有關注育嬰資訊，對曾偉邦的「神思」不禁啞然失笑。認真查閱網上資訊後，先從網上見到十年前一則本地新聞《初生B塗油 或損皮膚防禦功能》。怕是媒體誤報，筆者花了點時間追查典出何處，找到該份研究的源頭論文——2016年3月發表於《Acta Dermato-Venereologica》的《Olive Oil, Sunflower Oil or no Oil for Baby Dry Skin or Massage: A Pilot, Assessor-blin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he Oil in Baby SkincaRE [OBSeRvE] Study)》。論文摘要大致指出：研究探討新生兒使用橄欖油或葵花籽油的皮膚效果，115名足月兒隨機分為橄欖油組、葵花籽油組及無油組，每日塗抹兩次，為期四周。結果顯示，用油組皮膚水分顯著增加，但脂質層結構改善較無油組差；經皮失水、pH值及紅斑評分無顯著差異。該研究屬先導試驗，建議在進一步研究前，對新生兒用油應持謹慎態度。換言之，「非常父母」所謂用橄欖油代替藥膏的做法，在現代醫學上未能證明其為更優方法。曾氏之言論，可謂是「敵科學」。

另一個「指控」涉及Danny母親關佩仙，她指每周僅可探視Danny一至兩次、每次約一小時，影響母乳餵哺。政府對此的應對策略是以專業醫療判斷回應個人主觀訴求。孫玉菡表示，社署在決定過程中已考慮父母的意見，包括他們能否履行承諾。問題的關鍵在於，該對父母過去既無提供聯絡辦法，也未能就政府要求的資訊拿出「真實憑證」，令政府「沒法放心」他們能妥善照顧男嬰。

濫用法律武器挑戰保護令正當性

法庭頒令將嬰兒交由社署或收容所看管後，嬰兒的日常照顧及重大醫療決定（如是否接種疫苗），已經改由社署署長或法庭依據「兒童最佳利益」來審批。這本屬父母應有的照顧權力，然而該對父母無法保障嬰兒的福利，使其健康存在嚴重威脅。由法庭判予社署的監護與照顧權，法理情三者俱全。專業醫療團隊的判斷，亦理所當然可以取代父母的「個人偏好」。

該對父母不甘被動，入稟高等法院為Danny申請人身保護令，要求接兒子回家。他們引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條及第10條，指控社署「虐待」及「任意羈留」Danny。這一招看似具「殺傷力」，試圖以法律武器挑戰政府的保護令正當性。他們還指出，在之前的保護令聆訊中，Danny「沒有代表律師」代表意願，質疑審訊不公。

事實勝於雄辯，政府多次通過媒體公開解釋立場，先強調「從來我們都認為小孩最好由父母照料」，但「一定有些讓我們更擔心的事情」才建議發出保護令。這種有溫度且有理有節的說法，早已獲得社會共識與認同。而且，政府一切行事都沒有離開事實與法律本身，所有行動均依法且為了兒童福祉。保護令的頒布經過法庭審慎裁決。即使父母不斷利用媒體放大事件，於法理上根本無法撼動政府照顧男嬰的合理性根基。

「用政府資源打政府」實屬刁民邏輯

這場「對弈」的本質，源自該對父母一方充滿內在矛盾、以自我為中心的荒謬邏輯。明眼人一看就很明白：Danny當初為何會落入社署手中？是因為父母在家分娩後拒絕為兒子辦理出生證明、拒絕接受DNA測試、拒絕配合政府部門的基本要求。一個連兒子身份都拒絕確認的父母，反過來指責政府「虐待」，這種邏輯的荒謬之處在於：明明是他們親手將兒子送入了政府的監護範圍，然後指控政府不該「手伸過長」代為監護。

請留意，這不是「政府」強搶嬰兒，而是「法庭」頒下保護令，其正當性基於跨專業團隊確認的五項潛在風險：該對父母的長女Constance出生不足一個月死亡、次女Lily因疏忽照顧被瑞典當局接管、在家分娩後未有帶Danny做健康檢查、家庭缺乏支援和固定居所、父母初期未有與相關政府部門合作。

一個已有數次失敗紀錄的家庭，憑什麼要求法庭與政府無條件信任他們有能力有效照顧男嬰？既要否定政府的專業能力，又要依賴政府的制度來解決問題——這種「用政府資源打政府」的雙重標準，即「我需要你時你就是救助者，我不需要你時你就是虐待者」，這等刁民邏輯又是在哪一個時空之下能夠成立？

別把「監護權」當作「所有權」

早前筆者已見網民在網絡平台上笑問：該對父母如何得知Danny的意願是「食人奶」而不是「食Pizza」？今次所謂「代為申請」人身保護令，仍然可見該父母並無將照顧責任理解透徹，更像是一種「所有權」爭奪的思維，彷彿嬰兒只是一件可供他們全權處置的私人物件，並將他們口口聲聲所講的兒童權利旁置了。

一事還一事。在這場意識形態的對弈中，該父母絕非純粹無知；最令人心寒的，是他們具有以偏蓋全的不足認知，又有冷酷的狠勁，試圖用香港的司法制度、用社會的資源、用納稅人的錢，去對抗政府、對抗制度、對抗社會，然後在可預期的失敗後，繼續指控所有人都對他們和Danny施加迫害。

面對這場由「反社會非常父母」單方面製造的鬧劇，我由衷樂見法庭與政府雙方都在履職盡責，保護一個無法自保的嬰兒遠離荒謬。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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