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美國總統特朗普創辦的特朗普媒體科技集團（Trump Media & Technology Group） 推出的付費應用程式「真相 API 」（Truth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表面上屬於科技平台將資料商品化的常見商業模式（Data Commodification）。然而，若將此舉置於美國證券市場的制度環境與監管框架之下觀察，其意義已超出一般的數據產品化，而涉及更深層的政治與經濟互動以及資訊治理問題。

從證券監管的角度看，這項安排最具爭議之處在於它巧妙地迴避了內幕交易的法律構成要件。依美國證券法規，內幕交易的成立必須同時具備「重大」且「非公開」的資訊，以及交易者違反信託義務（Securities Exchange Act 10(b)、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ule 10b-5 與 Rule 10b-5(1)(b))。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即興發布的關稅政策、軍事部署或對聯邦儲備局的評論，多次引發市場劇烈波動，足以證明其言論具有「重大」影響。

真正的法律關鍵在於「非公開」的界定。當資訊以高額訂閱費出售給大量機構客戶時，該資訊在技術上便難以被視為「非公開」資訊。以付費即公開的方式模糊了「公開」與「非公開」的界線，使內幕交易指控的第一個條件難以成立。

至於信託義務，由於總統的社交媒體言論通常被視為個人表述而非公務行為，要主張其違反對公眾的信託責任在法律上極為困難。整體而言，這套設計精準利用了現行法規的結構性漏洞，使原本可能構成內幕交易的資訊流通形式在形式上取得合法性。

沿着這條法律灰色地帶繼續推進，問題便觸及更深層的憲政結構。在美國的憲政傳統中，即使總統擁有廣泛的行政權，其行為仍受到長期形成的制度慣例與規範的約束。然而，「真相 API」 的推出凸顯出，這些慣例在新型政治與商業模式面前愈發薄弱。以聯邦法律中的薪酬條款（Foreign Emoluments Clause）為例，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聯邦官員接受外國政府的饋贈，以避免公共權力受到外部勢力影響。然而，這項安排之所以難以被現行法規涵蓋，正是因為它屬於純粹的國內商業交易，由總統持有大量股份的私人企業向華爾街機構投資者收取訂閱費用。

立法者當年在制定相關條文時，顯然未曾預見總統可能將個人社交媒體帳號轉化為向金融市場出售政策訊號的商業化管道。此種對制度漏洞的精準利用，使法律的字面規範無法有效回應新型政治與商業模式所帶來的挑戰，成為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的典型反例。

更為諷刺的是聯邦利益衝突法規（The Federal 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ute）中的豁免設計。依照立法原意，該法旨在防止聯邦官員利用公職謀取私利，但總統與副總統卻被排除在適用範圍之外。歷任總統多半基於憲政慣例與行政倫理，自行將個人資產交付盲目信託或出售持股，以確保個人利益不會介入公共決策。

特朗普則採取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未遵循既有的倫理慣例，反而將自身職位所具有的市場影響力轉化為可持續製造收入的訂閱產品，使總統本人及其家族能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長期從公職行為引發的市場波動中獲取收益。此種將政治影響力轉化為家族商業利益的閉環，形成新的「在位變現」（Monetization of Incumbency）結構，使公職服務在制度漏洞中被重新編碼為具價格的私人資產。

在釐清法律與憲政層面的制度缺陷後，便能更精確地分析此模式所造成的「激勵」（Incentive）錯配。付費取得政策訊號的機制，實質上將國家元首的決策動機與一家上市公司的季度營收直接綁定。當社交媒體貼文越具衝擊性，引發的市場波動越明顯，「真相 API 」對高頻交易機構（High Frequency Trading firms）的資訊價值便同步提升，訂閱需求也因而更具剛性。

高頻交易機構依賴高速運算與極低延遲的通訊環境，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大量交易，並透過演算法捕捉短期價格差，以速度優勢獲取利潤。當政策訊號被商品化並以付費形式提供時，這些機構對即時資訊的依賴便與總統貼文的衝擊性形成直接的利益連動，使市場行為更容易受到政治訊號的短期刺激而偏離基本面。

在此情況下，可以推論一種高度扭曲的因果循環。為維持訂閱收益，掌握帳號的行為者可能產生誘因，發布更多令市場措手不及的政策訊號，甚至刻意製造地緣政治緊張的預期。這已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利益衝突，而是將國家元首的政策動機與私人企業的財務表現進行制度化綁定，使市場價格不再反映資產的內在價值或宏觀經濟基本面，而是被重塑為對下一則貼文內容的投機性押注。

從全球資本市場的規則視角來看，這項安排等同於將原本已高度不對等的市場競爭進一步制度化為合法的結構性掠奪。高頻交易巨頭過去已憑藉更短的傳輸延遲與更先進的演算法在交易速度上形成壓倒性優勢，而「真相 API 」的出現更為這些機構提供提前捕捉政策訊號的管道。當散戶在手機上收到新聞推送時，付費的機構投資者往往已在極短時間內完成部署，並在市場波動的瞬間完成套利。這些時間差在大型交易中足以轉化為巨額利潤，而其來源正是那些在資訊落後情況下以過時價格進行交易的普通投資者。

在此架構下，本應公開且公平的資本市場被重塑為少數特權階層的收益機器。制度化的資訊不對稱不僅削弱市場的定價功能，也加劇財富分配的結構性失衡，使資訊劣勢者長期被困於無法追趕的競爭環境之中。

將視角從華爾街的技術基礎設施轉向更宏觀的國際金融秩序，可以看出此類行為對全球監管倫理的侵蝕同樣深遠。在現代國家治理框架中，政策資訊屬於公共財，國家元首有責任確保所有市場參與者能在同一時間以平等方式取得重大訊息。然而，這項付費資訊服務為全球開創了一個破壞性的先例，將政策訊號的優先取得權明確定價並出售給出價最高者。

此舉等同於將公權力轉化為私人企業的收費項目，背離公共職務應服務於整體公眾的基本倫理。若此模式被其他國家效仿，未來可能出現貨幣政策、監管方向或外交決策的敏感訊息被付費管道提供給特定資本集團的情況。這將引發全球性的監管「逐底競賽」（Race to the bottom），各國在資訊公平的底線上不斷退讓，最終可能削弱國際金融體系的廉潔性與制度信任。

必須指出，這套財務安排對美國整體國家利益造成的損害具有深層且難以逆轉的結構性影響。當政策制定過程被轉化為家族獲利的工具時，全球投資者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任基礎便受到根本性侵蝕。資訊發布若無法維持公平與透明，市場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正當性將難以為繼。其他國家的主權基金與大型機構投資者在評估是否將長期資金配置至美國時，勢必需要將此類難以量化的政治風險溢價納入成本考量。

這種信任流失可能推高美國的整體融資成本，也會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與金融體系多元化的進程，促使更多國家建立重視資訊公平與監管透明度的金融秩序。誠然，依現行法規挑戰此類安排的成功機率極低，原因在於制度設計從未預期會出現如此偏離憲政慣例並策略性利用法律的政治行為者。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批判應當停止，反而凸顯了不能僅依賴陳舊法典來約束權力，而必須回到更根本的政治倫理與公民自覺。

當法律無法阻止國家元首將公權力轉化為私人利益的交易標的時，問題已不僅在於某項商業計劃，而是整套監管制度本身已出現深層病灶。這是一場對制度韌性的考驗。對廣大散戶而言，在此市場格局中，若缺乏清醒的批判意識與推動制度改革的集體力量，最終只能成為這場合法化掠奪結構中的犧牲者。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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