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專欄

要完整看懂香港「是市非城」的底層邏輯，必須先梳理「一國兩制」的完整演化脈絡。整套制度可拆解為四個層次：事實原型、戰略雛形、概念編碼、憲制固化。

事實原型：粵港百年「同土異制」

1842到1997年，廣東與香港長期維持一塊主權領土、兩套運行規則並存的狀態。英方在港推行普通法與資本主義制度，廣東則歷經清代到新中國的制度更迭。但兩地人流、貨流、資金從未徹底中斷，這種跨制度邊界持續往來的狀態，正是「一國兩制」最早的現實樣本。

有一點必須釐清：在中國法理體系下，香港的主權從未依法移交英國。1972年，我國在聯合國將香港自殖民地名單剔除，正式確認「香港不是殖民地」。這也讓香港和其他歷史境外土地有本質區別：不同於主權完整移交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王權遭英國收歸的印度土邦、單純外法權飛地的上海租界。香港是一塊「主權從未依法轉移、治權暫由英國行使」的複合邊疆。

戰略雛形：從「長期打算」到「一綱四目」

1949年之後，毛澤東、周恩來確立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這並非暫緩收回的權宜之計，而是冷戰全球封鎖背景下，國家爭取發展空間的理性佈局——依靠香港作突破封鎖的視窗、對外獲取外匯的通道。

與此同時，中央領導人處理台灣問題時誕生了「一綱四目」構想，時間為1963年。核心內容為：除外交權統一歸屬中央，台灣可保留自身軍隊、黨政體系與原有社會制度。這也是「一國兩制」最早的戰略藍本。

概念編碼：鄧小平與憲法第三十一條

1982年1月，鄧小平首次明確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同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通過，條文明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這套新體制，不屬於聯邦制、邦聯制，也不是殖民地過渡安排，是單一制主權國家內，長期容納異質制度的獨特憲制類型。

制度固化：由聯合聲明至基本法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1990年《基本法》正式頒布，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一國兩制」由此從構想轉為完整落地的實踐制度。「一國」是底座，歷次危機已驗證。

回歸將近30年，一國兩制先後經歷多輪重大危機壓力測試。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央支持香港動用1,200億港元入市，成功守住聯繫匯率。

2003年沙士疫情過後，中央簽署CEPA、開放自由行，訪港內地遊客由847萬人次，增長至2018年的5,100萬人次。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香港成為區內率先復甦的經濟體。

2019年社會動盪之後，《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制定並施行。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中央在疫苗、防疫物資、核酸檢測等層面，給予香港全方位支援。每一次危機處理，都伴隨相應社會代價。

1998年政府入市干預匯市，引發市場關於「官股」的爭議；自由行帶動消費的同時，推高本地物價，衍生水貨客矛盾；國安法實施後，部分跨國企業調整香港區域業務佈局。

但代價與長遠收益需要客觀權衡。1998年若無中央介入，聯繫匯率極有可能全面失守；2019年若欠缺國安法約束，社會動亂只會持續惡化。

「兩制」紅利：雙邊制度可切換

經濟層面，CEPA實現港產貨物零關稅輸入內地；滬深港通、債券通等互聯互通機制打通兩地金融市場，僅滬深港通累計成交額便突破百兆人民幣。

金融層面，香港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全球約七成離岸人民幣支付流程經香港處理。

國際層面，特區護照可免簽前往近170個國家和地區，這份國際流通性，底層依託中國主權作信用支撐。

制度層面，香港普通法判決可在內地執行，本地仲裁裁決能於170多個國家落地。這種「雙制度相容運作」的獨特優勢，其他城市無法複製。

落實到個人生活，好處同樣清晰可見。香港居民可在大灣區置業、就業、就醫、養老，享有與內地居民相近配套；與此同時，依舊保有普通法財產保障、資金自由進出權利。香港學生可報考全國三百餘所內地高校；香港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僅17%，在大灣區工作的港人，可適用雙重徵稅豁免安排。

能夠在兩套制度之間靈活切換，正是香港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

對比獅城：授權VS固有，市VS城

香港擁有獨立司法、關稅體系與法定貨幣，外觀容易讓人聯想到新加坡這類城邦。但兩者存在本質差異。新加坡的軍事、外交、貨幣發行權，是自身主權天然附帶的權力；香港所有自治權力，全部來自中央透過《基本法》授予。一者為固有主權，一者為治理權授權，完全不能等同。

城邦理論，無法解釋香港歷次重大危機的支撐邏輯。1998年缺少中央資金托底，香港難以抵禦金融衝擊；2020年疫情期間，若無內地物資調度，本地醫療體系瀕臨崩潰。

倘若香港屬獨立城邦，重大危機理應依靠自身儲備與資源自救，無需外部兜底。這一客觀事實，直接證明香港並非城邦。

以水產市場類比香港運作結構

一間水產批發市場會劃分攤位、配備標準衡器，依靠向每筆交易抽取2%手續費維持營運；往來商戶進出自由，不受長期合約束縛。市場偶爾自行入貨補充貨源，目的並非牟利，只是調節市場供需、穩定物價。

透過這一類比，可直觀看清香港的結構真相：中央政府等同市場產權持有人，承擔市場最終虧損風險；香港特區政府等同市場管理方，負責日常營運、執行市場規則；市民、企業等同入場交易的商戶，也就是市場參與者，進出自由；各類稅收對應交易手續費，按照交易規模收取；普通法與獨立司法，如同保障交易公平的衡器，是市場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1998年港府入市干預匯市，就類似市場方補充貨源、平衡供需，在市場失靈時維持秩序。

必須補充說明，任何類比都存在邊界局限。「商戶」這一比喻，僅能描述香港居民在經濟活動中的功能角色，代表市場參與者與價值貢獻者。但香港居民的內涵遠不止經濟層面，人們在此撫養後代、經營鄰里關係、積澱本土文化認同、參與各類社區公共事務。

普通法與獨立司法也不單純是交易工具，更是香港社會的制度根基與價值載體，承載居民對公平、權利的真實訴求。本文所有事物類比，只作輔助理解之用，無法完整還原對象的全部真實面貌。

這套制度立足粵港百餘年互動歷史，同時匹配國家整體戰略與香港獨特的跨境功能定位，是經過長遠考量的制度設計。「一國」搭建底層架構，「兩制」配套市場運行規則，由此坐實香港「是市非城」的核心定位。因市場功能興起香港，最貼切的定性：「是市非城」。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兩地企業家，曾在內地媒體任職十年，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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