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香港記者協會的換屆選舉本屬職工會的內部治理程序，按理不應成為公共議題。然而，當一個以新聞專業、公共監督與資訊透明為核心價值的組織，其選舉卻出現候選人不足、程序封閉、資訊披露有限、代表性日漸消退等問題時，選舉本身便超越私人社團的範疇，成為觀察新聞界政治生態的重要窗口。任何自我定位為公共價值承載者的組織，都不能只要求社會接受其監督，卻拒絕社會對其治理質素提出任何評價。

記協選舉受到公共輿論審視的根本原因，在於其長期聲稱代表全港新聞工作者，但組織現實卻顯示代表性不斷收縮。長期倡導透明與問責，但在自身權力更替中卻呈現封閉式小圈子的特徵。當一個以監督他者為使命的組織，無法在自身治理中展現同等程度的開放性與制度成熟度時，其公共角色的正當性自然會受到嚴重質疑。

今次記協選舉最值得關注的，並非個別候選人的背景，而是候選人結構所呈現的整體組織衰退。據報，原定六月舉行的選舉因候選人不足而被迫押後，直至近期方才勉強湊足章程規定的最低人數。對一個自稱代表香港新聞界的組織而言，連最基本的換屆人選也難以產生，問題已非行政技術層面，而是攸關其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危機。

具生命力的專業團體，理應能吸引不同媒體、不同年齡層與不同崗位的從業員參與治理。若執委選舉長期依賴少數固定面孔支撐，甚至反覆出現主席延任、臨時安排、候選人不足等情況，便顯示組織的人才循環與公共吸納功能已嚴重萎縮。這種結構性問題不僅削弱其代表性，也動搖其作為公共監督者的正當性。

更深一層次觀察，候選人組成本身亦突顯記協與主流新聞界之間的距離。據傳媒報道，今次候選人包括現任主席鄭嘉如、前主席麥燕庭、具外媒背景的記者、小眾媒體從業者，以及自稱自由攝影記者的退休外籍人士。這些人是否符合會章資格，自可由組織按既定規則處理；然而在政治觀感層面，問題並不止於形式上的資格，而在於這樣的候選人結構是否足以承載「香港記者協會」這名稱所蘊含的代表性。

香港新聞界涵蓋本地報章、電視台、電台、通訊社、網媒及新媒體平台等，形成多元生態。若一場自稱代表新聞界的選舉，最終主要由外媒背景、自由撰稿、小眾平台及退休人士組成候選陣容，社會大眾自然會追問：主流新聞從業員在哪裏？年輕記者在哪裏？前線編採人員又在哪裏？候選人結構所反映的，不僅是人事選擇的偶然結果，而是組織與整體新聞界之間的巨大結構性疏離。

這種候選人結構的異常，不應僅被理解為人手不足，而更應視為「小圈子化」的政治徵兆。小圈子化本身未必涉及違法，也不必然導致程序失效。其真正意涵在於揭示一種封閉的治理邏輯，組織的權力更新不再依靠廣泛成員的參與與認同，而是依賴熟人網絡、既有立場與圈內互相推薦來維持運作。

當候選人來源愈趨狹窄、參與者形象愈發固定，而組織語言與行業日常愈加脫節時，記協便難以再說服社會大眾相信其仍能承載新聞界的共同利益。此時的記協，更像是一個保留工會外殼、卻由少數具特定政治象徵意涵的人物維持象徵性存在的團體，而非一個具備廣泛吸納能力與行業代表性的專業組織。

選舉程序的安排進一步加深外界疑慮。據報，今次選舉不接受傳媒採訪、不向公眾公開完整參選名單，並要求會員避免作相關報道。記協解釋稱，近年選舉曾遭遇滋擾甚至恐嚇，因而不得不減少公開資訊，並強調已向會員公布資料，亦依法向職工登記局提交名單。相關說法在安全考量上或有其主觀理由，但政治評價不能僅依賴主觀陳述。

新聞組織最重視的正是公開性、公信力與可檢視性。當一個以新聞專業為核心的組織，卻將自身選舉置於有限資訊之下，即使形式上符合法例要求，也難免在公共觀感上造成強烈反差。記協過去一向要求特區政府及公營機構提高透明度，如今自身卻以內部原因限制外界理解，便自然會被質疑為「雙重標準」。

「權力再生產」是記協治理中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候選人不足會削弱競爭，而競爭不足又使既有權力更容易延續。權力延續進一步強化外界對「固定圈子掌握組織」的印象，令潛在參與者更不願加入，最終形成「惡性循環」。表面上，選舉仍然存在。實際上，選舉可能逐漸淪為確認既定安排的程序性儀式。

這類現象常被界定為「封閉式寡頭治理」：少數人透過形式化程序維持組織的延續性，但未能創造真正開放的競爭與問責。記協今次選舉引起爭議，正是因為其在形式上的民主程序與實質上的封閉結構之間出現明顯落差，令外界質疑其治理模式是否仍具備公共代表性與制度正當性。

另外，個別候選人曾與外國政界或國際政治平台保持密切互動，亦有候選人長期在涉及本港政治爭議的公共敘事中扮演鮮明角色。這些經歷在法律層面或可作不同解讀，但在政治層面上，已足以引發合理疑問：記協究竟仍以勞工權益與新聞專業為核心，抑或正逐漸演變為某種政治姿態的延伸。尤其在2019年「黑暴」的深層社會記憶仍未消散的背景下，凡涉及外部政治力量、街頭對抗敘事，以及以「新聞自由」名義進行的政治動員，均難以脫離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的審視。個別候選人若帶有強烈政治符號，其參選本身便可能被視為組織政治化的指標，進一步削弱記協作為專業工會的中立形象與公共代表性。

一個成熟的新聞工會，理應聚焦記者薪酬、工時、安全、培訓、採訪保障、數字轉型與行業倫理，而非長期沉溺於高度政治化的對抗語言。若一個組織在重大社會事件中反覆被視為站在固定政治光譜的一端，並以專業名義包裝政治立場，其公信力便會逐步流失。新聞自由從來不是逃避責任的護身符，更不是讓政治主張凌駕公共秩序的通行證。

真正專業的新聞界，應以事實、平衡、查證與公共利益為根基，而非依靠身份、圈子、外部掌聲或政治標籤來取得道德優勢。當新聞工會的語言與行動愈來愈政治化，其專業角色便愈難維持，最終削弱的不僅是組織自身的正當性，也包括整個行業對社會的信任基礎。

記協當前最大的危機，並非某次選舉能否順利完成，而是它已難以回答三個根本問題。第一，它是否仍具備代表香港新聞界多數從業者的能力? 第二，它的內部透明度是否足以支撐其長期倡導的公共主張?第三，它是否能擺脫政治化慣性，重新回到專業工會的本位? 若這三個問題沒有清晰答案，即使選舉如期舉行、程序上完全有效，也無法修補其政治合法性。形式上的合法性與政治上的被信任，從來不是同一概念。

香港當前所需要的，是一個負責任、具專業尊嚴，並理解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並非對立的新聞行業。任何新聞組織若希望在新階段重新取得社會尊重，必須接受一項基本現實：公共權利必然伴隨公共責任，專業自治必然伴隨專業問責。若記協仍以舊有圈子、舊有話語與舊有政治姿態自我循環，它所面對的便不是外界壓力，而是自身代表性逐步枯竭的問題。

當一場選舉只能證明少數人仍在場，而無法證明整個行業仍同行，這場選舉的政治意義便已十分清晰。它不是更新的開始，而是一面鏡子，照見一個曾自稱代表新聞界的組織，如何在封閉化、小圈子化與象徵性派系化的過程中，逐步喪失向香港社會大眾提供說服力的能力。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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