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自美伊戰爭開戰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AI改圖式政治表演從未停止，一時扮成教宗，一時化身耶穌基督，以宗教形象代表軍事行動的正當性；到了8月24日，美國宣布對伊朗啟動新一輪經濟制裁，美伊衝突的性質便不再只是「軍事打擊」與「攔截作戰」，而是正式轉向以金融、貿易、能源與技術封鎖為核心的「毀滅性經濟戰」。

挪用「帕斯卡賭注」包裝制裁
神學修辭難掩軍事失利的焦慮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更以濃厚的宗教語言宣示，這是要讓伊朗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被徹底拋棄的國家」（Global Pariah），還搬出17世紀法國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思想錄》（Pensées）中提出的「帕斯卡賭注」（Pascal’s Wager）作為論證框架。按照帕斯卡的推論，在無法確定上帝是否存在的情況下，相信上帝的潛在收益是無限的，而不信的風險是無限損失，因此理性的人應選擇信仰上帝。貝森特挪用這套神學邏輯，企圖暗示不信從美國者將承受無限損失。

這種把經濟制裁提升到神學層次的修辭，表面上是對伊朗施加最大壓力，實際上卻暴露了美國在軍事手段失效後的深層焦慮。關鍵是，從「史詩狂怒」（Operation Epic Fury）轉向「毀滅性經濟戰」，究竟有沒有用? 不能只看特朗普的意志，而要從伊朗的承受力、周邊國家的現實利益、美國自身的制裁歷史，以及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出發，逐一檢驗。

美國這次制裁被稱為史上最具摧毀性，關鍵不在於提出新的《國際法》依據，而在於將「二級制裁」的適用範圍擴張至數字資產、技術、黃金、航空與航運五大領域。這等於向全球宣告，任何企業、金融機構或國家，只要被美國認定與伊朗存在上述五類往來，就可能被切斷美元清算管道，甚至被排除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這種做法的法律基礎向來不是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而是美國國內法的域外管轄。換言之，美國是把「本國法律」當成「國際規則」執行，把美元基礎設施當成「武器」使用。

二級制裁難斷歐亞貿易網絡
周邊鄰國拒隨華府自斷生路

從表面看，這確實能對伊朗造成極大壓力，伊朗央行行長已證實石油出口降到零，里亞爾匯率跌至歷史最低，國內通貨膨脹率高達70%，牛肉價格一年飆漲150%，經濟萎縮達5.4%。然而，制裁的有效性從來不只取決於被制裁方的痛苦指數，更要看制裁方能否迫使對方在政治上讓步。如果痛苦無法轉化為政治屈服，制裁便只是對平民的集體懲罰。

美國制裁要發揮最大效果，必須有區域內國家的配合，至少要讓伊朗的陸路貿易、能源出口與金融往來全面斷絕。但現實是，土耳其與伊朗有將近600公里邊界，每年雙邊貿易額最高可達60億美元，伊朗天然氣佔土耳其天然氣進口的13%，土耳其至今沒有加入美國制裁體系的跡象。巴基斯坦與伊朗的非官方貿易估算約在40億美元，且巴基斯坦長期扮演美國與伊朗之間的斡旋角色，不可能自斷溝通管道。伊拉克情況更為複雜，每年要向伊朗支付約50億美元購買天然氣以維持發電，若貿然停止與伊朗貿易，伊拉克自己將先陷入大規模停電與人道危機。至於俄羅斯，本身已受美國制裁，二級制裁幾乎沒有任何阻嚇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宣布新制裁後，阿曼外交大臣仍然訪問伊朗，而且至今沒有一個海灣阿拉伯國家公開表示支持美國的制裁行動。阿聯酋的《海灣報》（Al Khaleej）甚至在「社論」中直言，美國的極限制裁與伊朗的拒絕屈服，正把整個地區拖入後果無法估量的漩渦。這說明一個關鍵問題——美國這次經濟戰根本沒有形成有效的國際聯盟，連最依賴美國安全保障的海灣國家都不願意公開站隊。

成功率僅5%打破「制裁萬能論」
古巴與伊拉克反成「人道災難」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曾系統研究自1914年至1990年間的115宗經濟制裁案例，樣本不只限於美國單方面實施的制裁，也包括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主導的制裁行動。他的核心結論是，經濟制裁在迫使目標國於重大安全或政治議題上讓步的成功率極低，只有5%。這個數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打破了「制裁萬能論」的迷思。制裁當然能製造痛苦，但痛苦不一定能轉化為政治屈服，尤其當被制裁國家把政權生存與民族尊嚴綁在一起時，外部壓力往往反而強化內部團結——古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美國對古巴的制裁超過一個甲子（64年），現時古巴人民月收入只有20美元，每人每月只能靠配給換到半公斤肉，甚至連電力供應都無法保證——儘管如此衰敗，但美國想要達成的政權更迭目標至今沒有實現。伊拉克案例更為慘痛，美國在1990年代對伊拉克實施全面禁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短短數年內有50萬名五歲以下伊拉克兒童因藥物與食物禁運而死亡。1996年5月12日，時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六十分鐘時事雜誌》（60 Minutes）訪問時被問到這個代價是否值得，她的回答是：「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但我們認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I think this is a very hard choice, but we think the price is worth it.）——這段回答至今仍在聯合國的官方檔案，被許多國際法學者視為「人道災難」（Humanitarian Catastrophe）的證據。無論古巴還是伊拉克，這些歷史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經濟制裁最確定的效果不是改變敵對政權的行為，而是讓平民百姓承受不成比例的苦難。

然而，西方媒體在報道這一輪制裁時，往往把焦點放在中國與伊朗的貿易關係上，彷彿只要中國配合，美國的制裁就能奏效。這種敘事忽略了伊朗周邊國家根本無法配合的現實。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俄羅斯乃至海灣國家，各有各的能源需求、地理限制與安全考量，單靠中國與伊朗的貿易往來並不足以支撐伊朗經濟；而真正讓伊朗有喘息空間的，是整個歐亞大陸內部複雜的貿易網絡與能源互賴關係。可以說，美國想用二級制裁斬斷這些關係，無異於與地緣經濟規律對抗。更關鍵的是，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向來清晰，就是反對單邊制裁與長臂管轄，主張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國際爭端。這種立場不是因為中國與伊朗有特殊關係，而是因為單邊制裁本質上就是對國際法體系與多邊秩序的破壞。

經濟戰三大條件皆不成立
只加速消耗美式道德權威

當美國得以隨心所欲地判定哪個國家應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成為被徹底棄絕的對象、哪個金融機構要被切斷美元管道——這樣的世界就沒有真正的規則可言，只剩下霸權的意志。

因此，美國從軍事戰轉向經濟戰，表面上是策略調整，實際上是承認軍事手段失敗後的被動選擇。但經濟戰要成功，需要三個條件同時成立：第一，被制裁方因無法承受經濟壓力而改變政策；第二，制裁執行者能形成廣泛的國際聯盟；第三，制裁不會反噬執行者自身的經濟與金融霸權。就目前情況來看，這三個條件在伊朗問題上都不成立。

伊朗已經把抗制裁內化為政權生存的敘事，周邊國家沒有意願配合美國的單邊行動，而美國自身的財政負擔與美元信用也在這過程中不斷流失。貝森特搬出「帕斯卡賭注」，試圖用神學語言掩蓋現實困境，但帕斯卡賭注的核心是面對不確定性時做出最理性的選擇，而美國現在的選擇恰恰是最不理性的。用「神聖審判」包裝「經濟制裁」，只會讓世界更清楚地看到——那個曾經以規則秩序自居的霸權，如今只能依賴恐懼與脅迫來維持影響力。美伊衝突進入半年，軍事戰沒有贏，經濟戰也很難贏；而真正被消耗的，不只是伊朗的石油收入，更是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所剩無幾的「道德權威」與「戰略信用」。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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