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近年，網上不時流傳公共交通工具內因「關愛座」引發爭執的片段。近月相關事件似有增加，甚至出現乘客因座位問題互相辱罵、推撞，乃至動武的情況，情況令人憂慮。表面上，爭議似乎只圍繞一個座位。實際上，它反映的是公共空間中道德期待、個人權利與法治意識之間的失衡。

「關愛座」原是公共交通中的善意設計，目的在於提醒乘客在座位有限的情況下，優先照顧身體上較有需要的人。然而，當有人把這份善意視為必然權利，把他人的禮讓看作理所當然，甚至以年齡、身分或情緒迫使他人讓座，「關愛座」便可能由互助的象徵，變成衝突的導火線。

「關愛座」爭議的核心，並不是「誰必然有權坐下」，而是「誰在當刻更需要坐下」。公共交通上的座位本質上屬公共資源，任何乘客只要合法乘車，原則上都有使用座位的自由。「關愛座」的設立，並非把某些座位永久分配給特定年齡或身分的人，也不是賦予任何人命令他人起身的權力。它更接近一種公共倫理提示：當乘客看見孕婦、長者、傷病人士、行動不便者或其他身體不適者時，應主動體諒，在能力許可下讓座。因此，「關愛座」所承載的是道德勸喻，而非私人佔有權。

由此可見，「關愛座」爭議的第一個問題，是把「優先」誤解為「專用」。優先座位強調的是按實際需要作合理安排，而不是按年齡或外貌作固定分配。長者固然常較需要照顧，但並非所有長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比其他乘客更需要座位。相反，年輕乘客也可能因隱性疾病、手術後康復、慢性痛症或精神壓力而需要坐下。這些狀況未必能從外表看出，當事人亦未必願意在車廂內公開解釋自己的健康問題。若社會只憑外貌判斷誰有資格坐關愛座，便容易造成不公平，也會使真正有需要卻「看起來健康」的人承受羞辱。

第二個問題，是把「禮讓」變成「服從」。讓座之所以可貴，正因它出於自願、體諒與善意。若乘客是在責罵、威嚇或群眾壓力下被迫起身，這種行為便已失去道德意義。文明社會鼓勵讓座，是希望人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作出善意選擇，而不是容許任何人以高壓方式索取方便。當有人以粗言穢語、瞪視、拍打、拉扯或逼近等方式要求讓座，受損的不只是個別乘客的尊嚴，更是整個讓座文化的基礎。久而久之，乘客可能把關愛座與麻煩、羞辱和爭吵連在一起，甚至對有需要人士產生抗拒，結果反而削弱社會互信。

第三個問題，是把「尊重長者」誤解為「容許失禮」。香港社會重視禮讓與敬老，這種價值值得維持。但尊重長者並不等於縱容粗暴行為，更不代表年齡可以凌駕公共秩序。長者若需要座位，當然可以提出請求。但請求應以禮貌方式表達，而非以責罵或威嚇迫使他人讓步。公共車廂不是私人空間，每名乘客都享有安全、安寧與人格尊嚴。年齡可以令人獲得更多體諒，卻不能成為辱罵或動武的理由。若本港社會在這一點上態度含糊，便會助長部分人把個人情緒轉嫁給陌生人，最終破壞公共生活的基本秩序。

第四個問題，是把公共善意演變成道德審判。許多爭執之所以升級，正是因為旁人迅速以簡單標籤判定是非：坐在關愛座上的人被視為冷漠，沒有即時讓座的人被指不近人情，解釋自己也有需要的人又可能被懷疑找藉口。這種即時審判使車廂變成道德表演場，大家忙於指責誰應站起來，卻忽略如何平和地處理問題。公共道德若依賴羞辱維持，便會失去教育作用。成熟的公共文化不應靠怒罵迫人行善，而應靠清晰指引、禮貌溝通和基本信任，使善意能自然發生。

從法治角度看，「關愛座」爭議更需要劃清界線。乘客可以表達需要，可以請求讓座，也可以尋求車務人員協助。但絕不能以推撞、拍打、阻擋、拉扯或威嚇等方式自行處理。公共交通車廂空間狹窄，人流密集，列車行駛時又可能突然加速、減速或停車，任何肢體衝突都可能導致跌倒受傷，甚至危及其他乘客。當座位爭執由口角升級為暴力，問題便不再是誰更應該坐下，而是誰破壞了公共安全。社會必須清楚表明：求助不等於施壓，不滿不能演變成侵犯他人，爭取便利亦不得跨越法律底線。

要使「關愛座」回復本義，首先應改善公眾對它的理解。相關宣傳不宜令人以為「關愛座」只屬於某一類人，而應強調「按需要優先」的原則。關愛座服務的對象，應包括長者、孕婦、行動不便人士、傷病者、暫時不適者，以及其他因身體狀況而需要座位的人。這種表述有助減少按身分分配座位的思維，也能避免把長者推向特權化位置。「關愛座」不是特定群體的專屬標誌，而是公共交通中的互助提醒。

歸根究柢，「關愛座」的價值從來不在於一個座位，而在於它提醒城市仍需體諒與自律。人的需要未必總能被看見，公共生活也不能只靠規條維繫。若人人只強調自身權益，車廂自然充滿張力。若願意承認他人也可能有難處，公共空間才有和諧的可能。讓座是一份善意，而非被索取的義務。關愛是一種理解，而非壓迫的名義。唯有當社會重新把「關愛座」視為按需、守禮、依法的共同承諾，它才真正配得上這個名字。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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