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近日，特朗普又有新「搞作」。他自封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並把華盛頓、林肯等人物置於自己之下。表面看來，這似乎只是社交媒體時代的一場政治鬧劇，實際上卻暴露出當代美國政治文化中值得深思的問題。此事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在於一名政治人物如何自我評價，而在於他以極其輕率的方式處理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當個人宣傳可以凌駕於開國元勳與救國人物之上，問題便已超出其喜歡「認屎認屁」的性格或競選策略，而觸及美國如何理解自身歷史、如何尊重制度傳承、如何維持公共歷史共識的根本課題。

任何政治人物都希望青史留名，這本身並不奇怪。領袖需要建立形象，也需要向支持者展示成就。然而，成熟的政治文明應在個人雄心與歷史秩序之間保持清楚分寸。「偉大」不是自我授予的稱號，而是經由時間沉澱、制度檢驗與後人評判所形成的公共結論。若一位政治人物把嚴肅的歷史評價簡化為排名遊戲，把國家奠基人物變成襯托自身的符號，這所反映的便不是自信，而是對歷史分量的無知。

若以中國歷史傳統觀之，這種做法尤其「梗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向來重視名分與位階，對開創者與繼承者有清楚區分。開國君主稱「祖」，守成之君稱「宗」，並非單純的廟號安排，而是對功業性質、政治秩序與歷史定位的總結。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之所以居於特殊位置，不是因為他們自稱「偉大」，而是因為他們在天下動蕩之後重建秩序，奠定一國之基。後來之君即使文治武功可觀，也多是在既有框架之內承繼、修補與發揚光大，其地位自然不能與開創之功等量齊觀。

明清兩代亦有少數特殊例子，更能說明中國歷史評價的審慎。明永樂帝朱棣雖非開國之君，卻因靖難之役後重塑明朝政治格局，遷都北京，強化中央集權，編修《永樂大典》，屢派鄭和下西洋，又多次北征蒙古餘下勢力，使明朝在國家治理與對外影響上呈現強大的開展氣象，故後世以「成祖」稱之。清康熙帝玄燁被尊為「聖祖」，亦因其在位六十餘年，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安定邊疆，整飭吏治，推動文化與經濟發展，為清代盛世打下長期基礎。這兩個例子之所以罕見，恰好說明「祖」之名不能輕授，必須具有近乎開創格局的歷史功業，方能獲得後世承認。

這種歷史尺度並非守舊，也不是對前人的盲目崇拜，而是對政治源頭與承繼責任的清醒分辨。開創者之所以受到特殊尊重，是因為他們處於秩序形成的起點。後來者再有才幹，也不能輕易把自己置於源頭之上，否則便會破壞政治記憶的基本結構。中國人講「慎終追遠」，講「祖有功而宗有德」，其深意正在於提醒後世，任何現實權力都不是無根之木，任何當下成就都必須放在歷史長河中衡量。政治若失去這種時間縱深，便容易淪為追逐掌聲的表演。

以此觀照美國歷史，華盛頓之於美國，正相當於「太祖」式的人物。他的「偉大」不只在於領導獨立戰爭，更在於他懂得限制權力。獨立建國之後，他拒絕稱王，接受憲政約束，並以自願離任確立總統權力不得無限延伸的政治先例。對一個新生共和國而言，這種克制比軍事勝利更難，也比一時功業更持久。華盛頓留給美國的，不只是國家獨立的成果，更是一種共和制度得以成立的道德基礎。

林肯的歷史位置則來自另一個生死關頭。他面對的是國家分裂、內戰爆發與共和制度存亡的危機。其功業不在於開創美國，而在於美國幾乎「分崩離析」之際維持聯邦，使共和國獲得再生，也使自由與平等的政治理想獲得新的歷史意義。若說華盛頓代表美國共和國的創生，林肯便代表共和國在危機中的延續。這兩人的地位具有奠基性，並非普通政績、選舉勝利或媒體聲量所能替代。

特朗普把自己置於二者之上，問題正在於他抹平了這種歷史層次。現代政治當然需要政績，經濟數字、外交成果、選民支持都可以成為評價的一部分，但它們不能取代開國與救國的歷史意義。政治評價若只依賴當下支持者的熱情，便會失去長期衡量的能力。歷史不是民意調查，「偉大」也不是排行榜。把自我感覺凌駕於制度記憶之上，所呈現的不是強大，而是一種缺少敬畏的傲慢。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自我神化並非單一人物的偶然言行，而是當代美國政治傳播環境的產物。社交平台偏好簡短、刺激、對立與誇張，複雜的歷史評價難以完整呈現，情緒化圖像卻能迅速流通。在這樣的環境中，政治人物不再只是提出政策及說服選民，也要持續製造話題，維持支持者的興奮感。於是，歷史被壓縮成圖片，制度被改寫成口號，嚴肅人物被轉化為可以比較、消費甚至貶低的符號。這種傳播方式看似有效，實則削弱公共討論的理性基礎。

一個社會若習慣把歷史當作個人宣傳的材料，便會逐漸喪失對事實、功業與責任的分辨能力。華盛頓與林肯不會因一張AI改圖而降低歷史地位，真正受損的是美國社會自身的歷史共識。公共記憶一旦碎裂，國家便難以形成共同語言。不同群體不再以制度與政策展開討論，而是按陣營需要重排過去歷史，各自擁抱自己的政治偶像。久而久之，共和國最需要的公共精神，便會被個人崇拜和情緒動員侵蝕。

共和政治的核心，原本在於公民德性、制度約束與公共利益。領袖應是制度的服務者，而不是制度之上的表演者。當個人魅力壓倒制度尊嚴，當政治忠誠變成對某一人物的情感依附，共和精神便會被稀釋。這種危險不在於一句「認屎認屁」本身，而在於社會逐漸接受一種觀念，即只要掌握足夠聲量，便可以改寫歷史尺度，甚至把國家傳統據為己有。

美國制度深受羅馬共和傳統影響，也常以羅馬作為其國家文明想像的重要來源。屋大維（Octavius Thurinus）在重塑羅馬政治秩序時，刻意避免直接僭越共和名義。他沒有公開自稱「最偉大」，也沒有立即採用君主頭銜，而是選擇象徵性的「公民冠」（Corona Civica，原為拯救羅馬公民者所受之榮譽）與帶有宗教神聖性的尊稱「奧古斯都」（Augustus，意為神聖、受尊崇）。這種語言與象徵策略，目的在於維持羅馬制度表面的連續性，並使新的權力安排獲得歷史記憶上的正當性。即使在共和向帝制轉化的關鍵時刻，政治權力仍須借助傳統名義來取得承認。

相較之下，特朗普公開將自己置於華盛頓、林肯等奠基者之上，反映出他對美國政治傳統與歷史記憶的處理更為輕率。真正的「偉大」往往伴隨克制、責任與對前人的敬意。華盛頓的「偉大」在於他能於權力巔峰自願退下，林肯的「偉大」在於他能在國家危亡時承擔沉重代價。將自身凌駕於所有先賢之上，也許能博得一時喝采，卻難以獲得歷史的真正承認。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國家，必然懂得尊重開創者、珍惜制度根基，並在喧囂之外保持對歷史與秩序的敬畏。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