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梁海明

閱讀拙文之前，我們不妨先看兩組數字：非洲擁有全球增長最快的移動互聯網市場，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為非洲經濟貢獻約2.9萬億美元；但非洲的人工智能人才只佔全球約1%，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獲得的風險投資僅佔全球0.03%。需求與供給之間這個巨大的落差，正是「一帶一路」科技合作的空間，也是香港的機會。

聯繫人賺佣金，合夥人要賺股權

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於9月9日至10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論壇的背景值得留意：科技創新合作正取代傳統基建、貿易等領域，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最強勁的引擎，國家已明確繼續深入落實「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推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多邊合作平台建設。如果「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每年都只是討論老舊的合作內容，相信大家會厭倦。對香港而言，問題很實際：當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內容從修路架橋變成聯合研發、技術轉移和規則制定，香港過去以融資和專業服務為主的參與模式，還夠不夠用？

過去幾年有留意筆者專欄的讀者，相信會估到筆者的答案，那就是不夠用，香港需要升級，而且要講清楚升級的層次。

本港過去講「超級聯繫人」，做的是促成交易、收取服務費的生意；近年講「超級增值人」，強調不止撮合，還要為合作項目注入技術、標準和人才，提升項目本身的價值；而筆者認為，香港最終要做的是「超級合夥人」——在多邊合作框架中整合優勢資源，在全球創新治理中構建規則、輸出能力，投入資源、共擔風險、參與制定規則，從合作的長期收益中分成。

過去香港更多憑資金和專業服務「入場」，項目落地後便「離場」；「超級合夥人」則要求全程在場，從規則制定、技術轉化到人才培養、成效評估，每一環節都要深度參與並創造增值。簡單說，聯繫人賺的是佣金，增值人賺的是服務費，合夥人賺的是股權，三者是參與深度的遞進。

技術和經濟鄰近性成為科技合作核心

要判斷香港能否走到第三步，須回答三個問題：市場在哪裏？障礙在哪裏？香港能補上哪一塊？

市場在哪裏？從區域研究的角度看，至少以下三個市場的需求已經明確，且各有特點。

其一，東盟的合作框架最為成熟，政策體系日趨完善並走向量化。《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行動計劃（2026—2030）》清晰列出了未來五年40多個領域的合作任務，重點是打造充滿活力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並在雙方商定的重要領域推動科技研發、應用、商業化及技術轉讓。

筆者從事「一帶一路」研究，過去10年多次實地考察了緬甸、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盟國家，這些親身經歷讓我對東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有直觀感受。實際上，在此前的行動計劃中，中國已提出向東盟提供1,000項先進適用技術，5年內支持300名東盟青年科學家前往中國交流，這些合作已進一步擴展到材料、量子、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

其中，中國中車在泰國的案例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該案例從共建鐵路聯合研究中心啟動，以本土化製造、採購、用工、維保、管理的「五本模式」實現落地，並幫助泰國建成其首批振動疲勞與靜強度試驗台，實現該國該領域從無到有的歷史性跨越。這條「技術+標準」的輸出路徑，顯示出共建國家真正需要的不僅是設備，更是技術能力的本地化轉移，這與傳統援助模式下單向輸出的技術路徑有本質區別。

其二，中亞的邏輯是創新要素互補。中亞五國擁有油氣礦產、水電等豐富資源和逾8,000萬人口的市場，但技術創新體系長期薄弱；中國在5G、人工智能、光伏風電、種業農機等領域優勢明顯。早在2022年，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同申請專利就高達7,061件，共同發表SCI論文近1,000篇，合作領域從傳統農業、能源拓展至生物醫藥、信息技術等新興方向。不過要留意一個研究細節：在中亞五國的全球科研合作網絡中，佔據核心位置的仍是美、德、英等發達經濟體——地理鄰近不再是科技合作的決定因素，技術鄰近性和經濟鄰近性才是。這意味着中國在中亞的科技合作並非「近水樓台」，仍需主動經營，也為香港發揮國際化法律、技術認證和金融服務優勢留下了接口。

非洲AI算力要求低，適合技術輸出

其三，非洲的機會在於數字經濟。筆者曾赴吉佈提、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和津巴布韋等非洲多國考察，並與上述國家的總統、總理、部長和企業家們進行了深入交流，受到各國政府及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和高度重視。其中，在津巴布韋的一次國際論壇上，由該國副總統率領環境、旅遊與酒店餐飲業部長，工業、商業與企業發展部長等內閣部長出席，筆者發表了題為「How to promote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Zimbabwe and China in the future」的演講，探討未來中津合作發展的潛力。其中，關於數字經濟的交流讓筆者感受到非洲在這一領域巨大的發展空間。

目前，中國企業已幫助非洲新增和升級通信骨幹網15萬公里，華為、中興等企業佔據非洲近70%的4G網絡市場，並率先提供5G服務。早在2024年，中國就與26個非洲國家共同發佈《中非數字合作發展行動計劃》，強調將持續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深化數字經濟及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合作。而非洲人工智能的發展走的是一條「應用驅動」的路線，並不參與底層算法競賽，而是專注將AI技術嵌入到農業、醫療、金融等具體場景中。例如，用計算機視覺技術檢測作物病害，利用機器學習系統進行疫情預警等，這些應用模式對算力需求較低、見效快，非常適合技術輸出的切入點。這一發展趨勢也表明，中國的技術與非洲的場景需求高度契合，未來合作潛力巨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心的變化。越來越多共建國家希望搭上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快車」，多國政要認為「在技術轉讓方面，中國是比美國或歐洲國家更樂於合作的夥伴」，中國大模型的開源路徑也讓發展中國家看到低成本擁抱人工智能的可能。同時，「一帶一路」教育政策已被實證顯著提升共建國家的創新水平，教育、人才與科技的耦合協同，為合作築牢了底座。香港身處「一帶一路」倡議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交匯點，又有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可謂正逢其時。

非洲半數無電，大模型無法落地

障礙在哪裏？機遇明確，障礙也同樣明確，而且分三層，性質各不相同。

第一層是外部環境與技術地緣政治。圍繞新興技術主導權的競爭已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可細分為技術水平、技術市場和技術規範三個維度的競爭。美國以保護主義維繫技術優勢，歐盟「全球門户」倡議將1500億歐元投向非洲並附帶歐洲技術標準，試圖在規範層面放大「布魯塞爾效應」；西方輿論還不時操弄所謂「數字威權主義」敍事，刻意抹黑正常的科技合作，直接抬高合作的政治成本。與此同時，部分共建國家也有自身顧慮：擔心中國產業升級衝擊本地市場，關注合作政策的連續性，認為一些合作倡議「上易下難」——理念清晰，但缺少可操作的落實方案。

第二層是共建國家創新生態的結構性短板。非洲互聯網普及率僅38%，數據中心不足全球總量的1%，約一半人口缺乏穩定電力——大模型訓練所需的高強度算力，在多數非洲國家沒有落地的物理條件；非洲僅擁有全球約1%的人工智能人才，非洲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獲得的風險投資只佔全球的0.03%，且普遍缺乏專門的人工智能立法，數據治理規則碎片化。中亞的問題是知識產權制度尚不健全，科研設備跨境審批繁瑣，科技合作明顯滯後於經濟合作。東盟內部則是各國科技基礎差異懸殊，政策落實的均衡性、評估反饋機制和多元主體參與均有不足。這些差距既是障礙，也標定了外部力量可以切入的窗口。

第三層障礙在香港自身，這一點本地討論最少，但最該直面。作為金融、貿易主導的經濟體，香港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上有優勢，但在生物醫藥、新材料、高端製造等共建國家迫切需求的領域切入點不足，本地高校的產業根基和教育、研究佈局尚未完全覆蓋這些全球熱點。只做資金和法律的轉手，就永遠是「聯繫人」、「增值人」，做不了「合夥人」。

科技競爭終點其實是標準之爭

對照三層障礙，香港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超級合夥人」作用，有六件事可以做，其中幾件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一是融資。科技創新是資本密集型事業，而資金恰是非洲、中亞夥伴最稀缺的要素。香港擁有成熟資本市場、多元融資工具和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樞紐，可為共建國家科創項目提供從風投到上市的全鏈條服務；還可聯合國家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大灣區資本，發起「一帶一路」科技投資基金，為聯合實驗室、算力設施、清潔能源項目提供長期資本。科技投資周期長、風險高，一般商業資本不願進場，香港的制度環境恰好適合做這類「耐心資本」的集散地——這是把金融優勢轉化為國家科技外交資源的最直接路徑。

其二是科研與技術轉移的全鏈條服務。技術轉移不是簡單買賣，從需求識別、技術評估、盡職調查到產業化落地，每個環節都需要專業支撐。特區政府可推動本港大學設立「一帶一路」科技創新智庫，針對綠色能源、數字農業、多語言人工智能等領域開展專門研究，構建科技研究的智力樞紐；同時在該科技創新智庫打造「一帶一路」技術轉移與交易中心，集中展示共建國家的技術需求，提供從技術評估到落地實施的全鏈條服務。

其三是人才，這裏要特別講本港應用型科學大學的角色。科技合作對人才的需求是分層的：聯合研發需要研究型大學的科學家，技術落地則需要大量應用型、技能型人才——會操作、會維護、能將技術適配本地場景的人。本港八大院校和科技創新智庫可承擔與共建國家科學家交流的高端項目；應用型科學大學則應發揮職業與應用教育的優勢，參考魯班工坊模式，為中亞、非洲培養工程技術、數字技能和設備運維人才，並負責技術培訓與課程本地化。

同時，香港高校可在科學、技術、工程、藝術、數學（STEAM）等領域開發面向共建國家需求的本地化課程，把實驗室設於共建國家、把課堂搬到項目現場。研究型大學解決「從0到1」，應用型科學大學解決「從1到100」，兩者分工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才鏈條。

其四是標準與知識產權的「轉換器」。中亞知識產權制度不完善、非洲人工智能評測標準由發達國家主導，這些空白就是話語權的入口。香港實行普通法，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接軌，檢驗檢測認證服務享譽全球，可率先倡議統一的「一帶一路」知識產權保護框架，在技術認證、標準互認、知識產權評估交易上發揮接口作用——幫助中國技術和標準「走出去」時對接國際規則，也幫助共建國家的產品和技術「引進來」時獲得國際認可，並參與人工智能評測、認證互認的標準制定。科技競爭的終點是標準之爭，這或者是香港未來最值得投入的一環之一。

其五是治理規則的對接。針對非洲、中亞數據治理碎片化的現狀，香港在數據跨境流動、隱私保護、金融科技監管上的制度經驗中西兼容，可牽頭倡議成立「一帶一路」科技治理聯盟，圍繞數據治理、人工智能倫理、算法監管構建多邊框架；並以「監管沙盒」的方式，在共建國家的重點場景做有限範圍的試點，測試創新產品、積累風險評估數據，再逐步推廣。這種「試點—評估—推廣」的路徑，比一次性輸出整套規則更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接受能力。

其六是評估與傳播。對西方抹黑敍事最有力的回應是可核驗的事實。香港國際媒體資源豐富、輿論生態多元，可把中國與共建國家科技創新合作惠及民生的故事講出去、傳開去。同時，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同本港大學共同成立「一帶一路科技合作成效評估中心」，動態監測項目運行效果並滾動優化，從而把高峰論壇從兩天的項目洽談會，升級為成果展示窗、規則討論場和全年運轉的評估平台，讓香港的平台價值延伸到會期之外。

香港缺的是機制和決心

回到開頭的兩組數字。落差是機會，但只有能彌合落差的人才能分享機會。「一帶一路」科技合作進入下半場，比的不是誰認識的人多，而是誰能解決真問題：誰提供耐心資本，誰轉移適用技術，誰培養本地人才，誰制定通行規則。聯繫人介紹雙方認識，增值人為項目加分，合夥人則與技術轉移方、共建國家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共建規則。香港有資本、有制度、有國際信譽，缺的是長期投入的機制和補齊產業短板的決心。要真正發揮新角色，特區政府需要主動要求中央政府賦能，不僅在資源分配、政策支持和產業協同上，更需要在外交與科技政策領域獲得相應支持，深化合作話語權，拓展與共建國家的政策對接與協同機制，進一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今年9月9日，全球嘉賓將齊聚灣仔會展，這是香港向世界表明自己不僅僅是一個活動的東道主，而是準備升級為「超級合夥人」的最佳時機。當然，如果特首在9月16日發布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將香港角色升級為「超級合夥人」，那就更令人期待，也能為香港未來的角色定位提供清晰而長遠的指引。

作者梁海明是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