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馮志豪

香港近年推行社區客廳，原意很清楚，就是在劏房密集的地區騰出一些共享空間，讓住戶有地方煮食、溫習、洗衣，也讓家庭生活不必長期困在幾十呎之內。這項安排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推開，靠的是一種相當少見的動員方式。政府牽頭，商界提供場地或其他支援，關愛基金出資，再由非政府機構負責日常營運。起步階段看，這套做法的確有效，也回應了不少基層家庭最迫切的生活需要。

社區客廳可持續問題仍待優化

當社區客廳如果由試行走向常態，問題也開始慢慢浮現。場地租用未必長久，資助總有期限，前線機構的人手與行政負擔亦未必跟得上服務擴張的速度。最初那種靠各方善意撐起來的合作，若沒有更穩定的安排，很容易在幾年後露出疲態。社區客廳若只停留在短期項目，很難真正成為社區生活的一部分。它要走得遠，始終要處理營運穩定、責任分配和資源銜接這些較悶、但不能不面對的問題。

放在這個脈絡下看，香港其實可以參考其他地方如何把社區服務做得較有連續性。內地一些城市長年發展黨群服務中心和街道社工站，當中的政治背景與香港很不一樣，不能直接照搬。不過若只看資源整合和日常協作的層面，仍有值得觀察之處。它們的做法通常不是由單一部門各自處理，而是把不同服務和不同單位盡量放到同一個社區空間裏，讓居民在一個地方就能接觸到較完整的支援。企業參與亦不只是一次性的捐助，往往會和地區服務形成較固定的關係。這種安排未必適合原封不動移植到香港，但至少提醒我們，社區服務要持續發展，關鍵在於建立更穩定的合作關係。

回頭看香港目前的社區客廳，商界大多仍停留在提供場地、裝修或資金的角色。這當然重要，但若合作只到這一步，日後真正承受壓力的，往往仍是營運機構和前線社工。長遠而言，更值得思考的不是企業還可以捐多少，而是它們可否以較穩定、較貼近自身能力的方式參與其中。比如一些公司本身有資訊科技、會計、法律或管理方面的人才，未必一定要用大型活動的方式介入，也可以是較低調但持續的支援，協助機構改善系統、整理流程，甚至為區內青年提供一些實際的職場接觸。這樣的參與未必搶眼，但比起一次過的捐款，也許更能留下有意義的痕跡。

不過，單靠個別機構自己四處撮合，始終很難把這些合作做得穩。香港需要的不是再多一個口號，而是一個可以讓幾方坐下來長期協調的安排。這個安排未必要很鋪張，也不必動輒升格為甚麼宏大架構，但至少應有固定的對話機制，讓政府、營運機構、商界和熟悉地區情況的人可以定期檢視實際問題。例如某些社區客廳使用率很高，但人手明顯不足，有些地方則是活動不少，卻未必真正切合居民需要。這些問題若只靠年終報告，很難看得清。相反，若有穩定的平台讓經驗回饋，政策才有機會慢慢修正，而不是每次都等到問題累積到難以處理才補救。

不能只有服務也要有居民參與

談跨界協作，如果只停留在政府、商界和機構之間，其實仍然不夠。社區客廳每天面對的，不是抽象的受助者，而是一群有自己生活節奏、有不同需要、也有不同難處的居民。若把他們只視為服務對象，整個空間很容易變成一種安排妥當的照顧關係。表面上運作順暢，但居民始終只是來使用，而不是一起把這個地方撐起來。

這正是過往不少社會服務容易忽略的地方。資助機構、制定政策的人、負責執行的人都各有角色和因此角色而來的看法，但真正每天進出空間的人，卻未必有多少機會說明自己想怎樣用這個地方。久而久之，社區客廳就可能變得很有效率，卻未必真是居民願意久留、願意投入的地方。若希望它不只是補生活上的不足，而能慢慢長出社區關係，居民便不能永遠只處於被安排的位置。

所謂讓居民參與，也不一定是很正式的代表制度。很多時候，可能只是讓街坊有機會參與討論空間規則，決定活動時間，提出哪些設施最常用，甚至分享自己的一點技能。有人懂縫補，有人懂基本電腦，有人熟悉照顧小朋友，這些都可能成為社區內部互相支持的一部分。這種參與未必會立即寫進漂亮的成效數字，但對一個地方能否真正變得有人情味，其實很重要。人肯留下，不只是因為冷氣夠涼、桌椅夠新，而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在這裡不是外人。

當然，談居民參與很容易，做起來卻不簡單。基層家庭本來已經疲於奔命，工時長，住得擠迫，照顧壓力又大，不是每個人都有餘裕主動投入。所以參與不能變成另一種要求，更不能變成道德負擔。較可行的做法，反而是從很小的空間開始，讓信任慢慢累積。先讓居民感到這裡安全，覺得自己的意見不會被敷衍，之後才可能談到更多共同承擔。社區關係很多時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慢慢處出來的。

更重要的是合作關係延續

現實一點說，社區客廳的未來始終繞不開資源問題。商界近年願意參與，固然值得肯定，但企業的公益投入從來都會受經濟環境影響。市道好的時候，支援較多，大家也較願意談社會責任。市況轉差，很多原本看似穩定的資助都可能重新計算。若一項與基層生活密切相關的服務，太依賴這種波動性較高的資源，風險始終存在。

所以，問題不只在於如何爭取更多資助，更在於怎樣讓合作關係延續下去。對企業而言，參與的價值也不一定只在於外界如何評價，而在於是否能與地區建立較穩定的聯繫，讓員工看到參與的意義，也讓合作項目本身具備清晰而可靠的運作基礎。若企業能由個別項目的支持，逐步走向較持續的參與，合作基礎往往會更穩固。舉例說，若有公司長期協助社區客廳改善數碼系統，或持續安排員工參與一些規模不大但相對穩定的服務計劃，這類合作未必特別張揚，卻較有機會慢慢沉澱為長久關係。

對執行的機構而言，除了推展服務本身，還需投入不少時間處理資源申請、計劃撰寫和行政工作。若主要依靠短期項目推動，機構未必容易作出長線規劃，也較難把心力持續放在社區經營上。若希望社區客廳進一步發揮作用，政策上或可提供更多穩定發展空間，讓機構培養人手、累積經驗，並與居民建立更持久的關係。

真正要打通的是現實和政策

香港過去的公共行政一向講求分工清楚：房屋有房屋的系統、福利有福利的系統、民政事務亦有其一套做法。這種安排自有其好處，至少責任較為明確，行政運作也相對穩定。不過，社區客廳雖然屬勞福局範疇，所面對的問題卻往往橫跨不同政策領域。它表面上回應的是居住空間不足的處境，背後牽涉的卻不只是劏房或上樓安排，還包括家庭關係、兒童照顧、就業節奏、學習支援，以至地區網絡的連結。若仍以舊有方式把這些問題分拆處理，結果往往是每一部分都有人負責，整體需要卻未必有人真正承接。

因此，所謂跨部門，未必是要大幅重組架構，而是要建立更清楚而穩定的協作機制。由牽頭部門負責統籌，並讓房屋、地區民政及其他相關部門有固定參與，再配合地區層面的對接安排，較有機會避免各自為政。畢竟，居民最關心的未必是哪個部門負責哪一部分，而是孩子放學後有沒有地方坐，夜班家長能否安心使用洗衣設施，長者走進來時會否覺得容易融入。這些都不是單靠文件分類便能回應的問題，而是需要不同部門圍圍繞同一個社區場景協作。

若把視野稍為放闊，也會看到內地近年一些黨群服務中心和社區社工站的做法，某程度上正是朝着「把分散服務帶回社區之中」的方向發展。當中值得留意的，不一定是其制度名稱或組織形式，而是它們普遍較重視空間複合使用、資源整合下沉，以及在同一社區場景中回應居民日常需要。對香港而言，未必需要照搬內地模式，但這種盡量把服務、協調和居民接觸放在同一現場的思路，至少提醒我們：社區客廳若要發揮更大作用，關鍵未必只在於增加一項設施，而在於能否把不同支持更自然地帶進居民生活之中。

不過，真正要打通的，或許還不只是部門之間的界線，也是政策與在地經驗之間的距離。這方面，香港的非政府機構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們長年接觸基層住戶，較清楚哪些安排在文件上看來合理，落到社區卻未必行得通，也較容易聽到居民未必會在正式場合說出的感受。這些來自現場的觀察，正是政策調整時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問題在於，這些經驗能否有效進入制度設計，往往取決於前線是否有足夠空間把注意力放回服務本身。

公共資源的運用固然需要交代，服務成效也需要評估；但若行政要求過於細密而重複，前線便難免要花費大量時間處理文書與程序，真正用來思考服務、經營關係和回應社區的空間反而被壓縮。因此，更值得討論的，也許不是再提出多少新概念，而是怎樣在問責與信任之間取得較好的平衡。若希望社區客廳發揮更長遠的作用，政府或可考慮簡化部分重複程序、適度拉長資助與檢討周期，並在量化指標以外納入前線觀察與居民經驗。這並不是減少交代，而是令交代更貼近服務實況，把焦點放回居民是否真正受惠。社區工作很多時需要時間，其成效未必能即時量化；若制度能為這種需要時間累積的工作預留空間，前線的專業與在地經驗才更有機會真正發揮。

社區客廳要融入居民日常才有價值

走到今天，社區客廳若只被視為一項過渡性的扶貧措施，它的意義或許就說得太窄了。它所回應的，固然與基層住戶的居住處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擠迫的城市生活之中，為家庭留下一個可以稍作喘息的地方。孩子有地方做功課，父母有片刻鬆動，家人之間不必整天困在同一個狹小空間之內，這些看似細微，對日常生活卻有實際分量。

也正因如此，社區客廳的價值未必只在於補上眼前的住屋缺口。即使將來居住條件逐步改善，城市裏仍需要一些貼近居民日常生活的支援點，讓人可以停留，也讓服務可以更自然地進入社區。若把視野稍為放闊，內地近年一些黨群服務中心和社區社工站的做法，值得留意的未必是其制度名稱，而是它們如何把原本分散的服務重新帶回社區之中。香港未必需要照搬有關模式，但這種思路本身，仍有參考價值。

真正值得留下來的，未必只是「社區客廳」這個名稱，而是這種把空間、服務和居民生活重新連接起來的做法。若香港未來能在不同社區逐步建立起更穩定的支援據點，社區客廳所留下的，便不只是一時的補位，而是一種更常態、也更貼近生活的社區支持。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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