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當Anthropic執行長阿莫戴（Dario Amodei）於2026年9月12日發表〈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我們必須放緩前沿人工智能的發展步伐》時，其論述表面上聚焦人工智能(AI)安全，實際上亦呈現鮮明的地緣政治判斷。他主張放緩前沿AI發展，同時支持美國政府加強對華晶片管制，並限制中國實驗室透過模型蒸餾追趕技術能力。這種立場以審慎治理為名，卻將全球風險管理與對特定國家的技術限制相連結。由此可見，相關主張延續了冷戰式競爭邏輯，只是競爭核心已由軍事與工業力量轉向先進科技。其目的在於維持主導國家的技術優勢，限制競爭者追趕，並將這種安排包裝為維護全球秩序的必要條件。

安全治理成博弈工具

這並不表示AI安全是虛構議題。相反，前沿AI的風險真實存在，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視。隨着先進系統與外部工具、關鍵基礎設施、金融網絡、武器平台及科研系統日益相連，其行為可能變得更難預測，也可能超出人類即時理解與控制的範圍。風險的核心不只在於能力增強，也在於決策過程不透明、責任歸屬不清，以及人類干預可能已經過遲。因此，成熟社會必須正視這些可能性，並建立相應的制度準備。

然而，風險的存在並不意味着任何國家都有權壟斷「安全」的定義。真正需要追問的是，AI安全治理究竟是為了降低全人類共同面對的風險，還是正在轉化為維持特定國家技術優勢與全球主導地位的制度工具?

安全考慮變成技術遏制

美國內部的辯論正反映了這種張力。2026年9月12日，OpenAI執行長阿爾特曼（Samuel Harris Altman）接受《財富》雜誌（Fortune）訪問時表示，公司不會於2026年上市，原因是AI安全與對齊（Alignment）仍應置於優先位置，因此現階段並不適合推進上市計畫。與此同時，以馬斯克（Elon Musk）為代表的部分科技領袖亦警告，先進AI未來可能超出人類有效控制範圍，因此主張放慢發展速度。相較之下，特朗普政府則將AI視為關乎國家實力、技術主導權與全球領導地位的競賽，反對以安全為理由削弱創新速度。

表面上，這些立場彼此分歧。但實際上，它們卻可能相互補充。「安全派」提供風險與例外狀態的道德語言，「競爭派」則設定維持技術優勢的戰略目標。當安全論述與晶片出口管制、對中國研究方法的質疑，以及由少數國家主導全球標準制定的努力結合時，其結果便不再是中立的風險治理，而更接近以責任之名推行的技術遏制。

中國自主構建AI論述

中國早已表明其重視前沿AI風險。2024年9月，在國家網信部門指導下形成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已將AI取得外部資源、自我複製、形成自主意識及尋求外部權限等情境納入考量。2025年9月擴充後的版本，進一步強調能力突躍（CapabilityJump）、可信應用與防止失控的重要性。這些內容顯示，中國並非拒絕安全治理，而是在形成自身的制度性安全論述。

2026年7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舉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高級別會議（2026 World AI Conference and High Level Meeting on Global AI Governance）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明確指出，必須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相關表述為中國AI安全治理確立了清晰的政治方向。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中國是否接受治理，而在於中國是否必須接受由他者主導、並主要服務其戰略利益的規則。

在前沿AI領域，規則制定本身就是權力。誰能界定風險門檻、測試程序、審查機制、責任範圍與可接受的發展路徑，誰就能影響未來技術能力的分配。如果美國一邊推進自身閉源模型，一邊限制中國取得先進晶片，又質疑中國模型發展，並試圖主導全球安全規範，實際上便是在要求其他國家接受一套不對等安排。

在這種架構下，中國被期待遵守未曾充分參與制定的規則，在未經同意的限制下發展，並接受由競爭者主導的評估體系。這樣的治理模式既缺乏充分正當性，也難以長期有效。對一項具有全球影響的技術而言，若將主要研發與應用力量之一排除於規則形成之外，所謂全球安全治理便難以獲得穩定信任。

抗衡限制兼顧能力建設

晶片管制透過限制算力削弱AI發展基礎，模型蒸餾限制則壓縮技術學習與迭代空間，而治理層面的排除則試圖在中國充分參與前預先確立未來規則。單獨來看，這些措施可以被解釋為技術或安全考量。整體觀察，則共同構成了具有明確戰略指向的制度安排。其效果不只是管理風險，更是延緩中國技術追趕，並維持美國在標準認證、規則制定與市場准入中的主導地位。中國因此有必要警惕安全治理被轉化為創新許可機制，避免自身發展空間受制於競爭者設定的制度框架。

同時，抵制外部限制必須與能力建設並行。中國的開放權重生態是一項重要比較優勢。開放模型有助於研究人員、網絡安全團隊與公共機構檢查、調整並部署人工智能系統，用於防禦、鑑識分析與韌性測試。在安全工作中，可見性往往與性能同樣重要。閉源模型或許有助於保護商業利益，卻可能妨礙審核與緊急應對。若中國能將開放性與高品質評估、明確責任機制和可信保障結合，便能提出一種兼具發展活力與公共責任的AI模式。

但開放本身不等於安全。開放權重模型可能被修改、重新分發並遭到濫用。中國開發的系統與美國開發的系統一樣，都可能繞過控制，或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運作。因此，中國應加強對抗性測試、第三方評估、事件通報、審計追蹤、干預能力與部署後監測。面對外部遏制，回應不應是冒進式加速，而應是有紀律的創新，並由能夠識別失敗、界定責任和及時修正方向的制度支撐。

中國拒絕的是被視為規制對象

中國可以反對技術封鎖，同時支持真正的AI安全國際合作。這兩種立場並不矛盾。如果AI風險關乎全人類，治理就必須具備包容性。排除中國只會加深不信任，削弱技術多樣性，並提高發現危險失效模式的成本。在軍事AI領域，排除更可能加劇猜疑，而誤判可能帶來嚴重後果。中國關於審慎處理軍事AI、推進更廣泛AI立法的主張，顯示其願意參與全球規則建設。中國拒絕的，是被單方面視為規制對象，而不是規則共建者。

即將展開的中美前沿AI安全對話，將成為檢驗特朗普政府意圖的重要平台。如果美國真正追求降低風險，就應支持平等參與、對等交流，以及不被用作變相壁壘的安全標準。如果其借安全之名鞏固長期優勢，中國則應指出其中矛盾，並與其他夥伴共同建立更公正的治理框架。無可否認，AI將嚴重影響未來的發展、安全與治理。它的規則不應由恐懼或特權塑造，而應建立在共同責任、主權平等，以及「人類創造的智能必須始終受人類指揮」這重要原則之上。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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