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行政長官李家超於9月16日同日發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至2030年）》（《一五規劃》）及《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有西方輿論即時以一段香港舊事作為批評依據，指《一五規劃》背離特區政府沿用多年的「積極不干預」（Laissez-Faire）政策。

過去成功並非金科玉律

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63年訪問香港時，對香港經濟活力印象深刻，卻驚訝於當時港英殖民地政府竟然沒有本地生產總值（GDP）統計數據。時任財政司郭伯偉爵士（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向佛利民解釋，如果政府開始編製這些統計數據，「他們就會想拿來做規劃」（If I let them compute those statistics, they'll want to use them for planning）。這段廣為流傳的歷史對話，長期被西方視為香港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象徵，也成為不少西方評論者理解香港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起點。

然而，若將這段歷史對話直接作為評價今日香港治理模式的唯一標準，則可能忽略歷史條件、國際環境以及政府職能本身已發生深刻變化的事實。在20世紀中後期的特殊背景下，香港之所以能夠形成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結構，與其當時所處的國際經濟格局、產業競爭形態、人口流動趨勢以及區域分工體系密切相關。當時的香港面積有限、資源匱乏，產業以輕工業和轉口貿易為主，政府採取較低程度干預，能夠有效避免行政資源錯配，並讓市場力量充分釋放生產力。這種模式在特定歷史階段取得顯著成效，並塑造了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商業中心的聲譽。只是，歷史成功並不意味治理模式必須永久維持不變。公共治理理論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於，制度安排應當回應環境變化，而非僅因其過去成功便被視為不可調整的「金科玉律」。

今日政府不能被動旁觀

今日香港所面對的環境，與60年前已存在根本差異。全球化進入重組階段，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日益深刻，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綠色金融、數字經濟等新領域的發展，均需要超越傳統市場自發調節機制的制度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特區政府是否仍應局限於維持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已成為值得嚴肅討論的政策問題。世界主要經濟體近年普遍加強產業政策部署，從美國的晶片產業扶持，到歐盟的綠色轉型政策，再到亞洲多個經濟體的科技戰略規劃，均反映當代政府早已不再是被動旁觀者，而是經濟競爭力的重要組織者與協調者。

從這個角度理解，《一五規劃》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其是否意味着香港放棄市場經濟，而在於其標誌着特區政府治理理念的演變。根據《一五規劃》文件，市場機制仍然是資源配置的重要基礎，資本主義制度、《普通法》制度以及國際金融中心定位均被保留。真正出現變化的，是特區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功能定位，由以往較偏向維持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逐步擴展至戰略協調、產業培育、創新支持及跨部門資源整合等領域。

制定規劃並非取代市場

《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四中心、一高地」的戰略定位，精準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對香港的期待，並以北部都會區為核心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產業孵化」全鏈條創新體系，推動形成「香港研發、灣區製造、港澳融資、面向全球市場」的發展模式。因此，將《一五規劃》簡單描述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爭，未必準確反映政策內容。更值得關注的是特區政府如何運用規劃工具提高政策一致性，以及如何在維持市場活力與提升長期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一五規劃》本身並不必然意味特區政府全面取代市場，正如企業制定五年發展策略並不代表放棄市場競爭一樣。關鍵問題在於——規劃的目標設定是否合理，執行機制是否透明，以及最終能否提高整體治理效能。

由此進一步觀察，《一五規劃》的意義不僅體現在增加一份規劃文件，更體現在建立跨年度、跨部門及跨政策範疇的統籌框架。這種制度設計反映特區政府嘗試以更長周期視角處理房屋供應、基建發展、創新科技、人才政策、人力資源培育及區域協同發展等重大議題，而非持續依靠短期政策回應個別問題。

關鍵在於明確政府角色

現代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往往不是政策不足，而是政策碎片化。許多城市並非缺乏部門和資源，而是缺乏能夠將不同政策目標連接起來的整體性框架。當房屋政策與交通規劃脫節，當人才政策與產業政策分離，當教育資源配置與經濟發展方向缺乏協調，即使單一政策設計良好，最終效果亦可能大打折扣。因此，《一五規劃》最值得研究之處，或許並非具體數字和項目，而是其是否有能力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以減少行政資源重疊和政策目標衝突。

與此同時，《一五規劃》充分體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發展理念，在戰略引領、基建投入及制度創新上明確政府角色，又尊重市場規律，促進資金、人才與技術等要素高效流動和配置，並以取締劣質劏房、縮減公屋輪候時間等具體目標回應民生訴求，展現務實施政與勇於擔當的精神。

政策優劣視乎治理成效

同時，對於部分國際媒體及評論者而言，香港近年任何政策調整往往容易被放置於意識形態框架之下進行解讀。然而，一項政策的優劣最終仍應以實際效果、治理能力和社會效益作為評估基準，而非單純以其是否符合某種歷史標籤作出判斷。無論是完全依賴市場，還是強調政府引導，都不是目的本身。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制度能否回應現實問題，能否提高市民福祉，能否提升城市競爭力，以及能否在快速變化的國際環境中保持發展韌性。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近年在全球城市競爭中的表現，再度暴露出西方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評價機構對香港長期存在的一種漸進式、持續性的歧視。根據Oxford Economics發布的《Global Cities Index 2026》，香港在全球1000多個主要城市中排名第87位，較上一年度下跌15位。報告更刻意指出香港在環境及管治指標方面表現相對較弱，其中管治排名位列全球第196位。然而，這類評估往往無視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取得的實際成就，無視香港金融體系穩健、國際商業網絡發達、法治基礎牢固等客觀優勢，卻片面放大所謂「管治」問題，本質上是西方話語體系對香港的選擇性貶抑與政治抹黑。所謂「國際排名下跌」，與其說是香港競爭力真正減弱，不如說是西方評價標準本身帶有偏見，將政治因素包裝成技術指標，藉此打壓香港、抹黑中國。

市場治理形成良性互動

從更深層次看，香港當前面對的問題或許並不是應否堅持60年前的治理模式，而是如何在維持既有制度優勢的同時，建立適應21世紀競爭環境的新型治理能力。自由市場、普通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高度國際化特色，仍然構成香港最重要的制度資產。但如何透過更具前瞻性的政府協調能力，將這些優勢轉化為未來發展動能，則是另一項同樣重要的課題。若說過去香港的成功更多依賴市場力量所釋放的活力，那麼未來香港的競爭力，或許將愈來愈取決於市場效率與治理能力能否形成良性互動。這並不是對歷史傳統的否定，而是任何成熟城市在面對新時代挑戰時，都必須思考的制度演進問題。

行政長官以李白的《上李邕》:「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寄語香港未來，只要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社會各界同心落實，香港定能在北部都會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機遇中開創新局，共建更繁榮穩定的未來。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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