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特區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特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及《2026年施政報告》，在基層民生保障與照顧者支援方面，提出試行並深化「社區照顧者飯堂」及社區共融餐飲模式。這項措施表面看來只是民生配套中的一個小切口，未必如跨境養老或生育政策般受矚目，但若從社區治理與民生角度來看，它其實觸及不少基層家庭最貼身、最現實的生活壓力。

由救急走向連結的社區飯堂

一頓飯對不同人來說，意義從來不一樣。對一般家庭而言，那可能只是日常開支的一部分；但對照顧者、獨居長者、劏房住戶，甚至長期處於家庭壓力下的人來說，一頓能夠安穩吃到的熱飯，往往不只是解決飢餓，而是稍為喘一口氣，是暫時離開困局，也是重新與社區建立連繫的一個機會。因此，政府推動社區飯堂，不宜只理解為傳統服務的延伸，更應視為社區支援網絡的一部分。這項措施未來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關鍵不在於派出多少飯餐，而在於這個空間能否承載更深一層的社會功能。

在香港福利發展歷程中，廉價熱食、派飯、食物銀行並不是新事物。無論是民間惜食團體，還是由社福機構支撐的基層食堂，長期都在填補制度未能及時回應的生活需要。不過，過往不少做法主要集中於即時紓困，重點在於讓有需要的人先吃得飽，屬於較典型的救濟式介入。這類服務固然有其必要，但亦容易停留在一次性支援，受助者與服務提供者之間往往只是單向關係。吃完一餐，問題未必真正緩解，人與社區之間的距離也未必因此拉近。

今次政府將社區飯堂納入新的社區治理框架，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多了一項民生措施，而是它有機會把原本偏向救急的服務，逐步轉化為社區治理的一個接觸點。尤其對住在狹小單位、欠缺煮食條件的基層住戶來說，飯堂不只是吃飯的地方，也是一個較少壓迫感、較容易停留和接觸他人的公共空間。對照顧者而言，這樣的安排尤其實際。很多長期照顧家人的市民，消耗的不只是金錢，還有時間、體力和情緒；能夠不必每天為買餸、煮飯和清理張羅，本身已是一種很具體的紓緩。

飯堂成為社區前哨站

若從社區工作的角度看，社區飯堂的價值也不止於供餐。它更重要的意義，也許是把一些原本隱蔽的人重新帶回社區之中。很多高風險個案未必會主動到社署或家庭服務中心求助，但他們有可能願意到飯堂食飯。

當一位平時經常出現的長者連續幾日沒有露面，當一名照顧者突然神色疲憊、情緒明顯低落，這些細碎而微弱的訊號，在正式制度中未必即時看得到，但在熟悉街坊情況的前線工作人員眼中，卻往往較容易察覺。從這個角度說，社區飯堂其實可以成為基層社區的一個前哨站，讓服務不必等到危機爆發才介入。

內地社區助餐經驗

這一點其實也可參考內地近年推動長者助餐服務的做法。國家近年提出積極發展老年助餐服務，明確要求把助餐納入居家社區養老服務網絡，並強調供餐要穩定、食譜要按長者需要調整，有條件的更可配備營養師，重點不只在於吃得飽，也在於吃得健康、吃得安心。筆者過去在內地考察時，發現他們已逐步形成由養老服務機構、社區食堂、社會餐飲企業和集中配送中心共同參與的助餐體系，並以政府補貼降低餐價，同時容許社區餐廳向其他人群開放，避免飯堂變成高度標籤化的封閉空間。這些經驗說明，一個運作成熟的社區飯堂，往往不只是福利項目，而是結合助餐、健康促進和社區連結的日常服務。

對香港而言，這種思路尤其值得參考。社區飯堂若只是派飯點，功能始終有限；若能發展成一個相對開放、自然、不過分標籤化的社區空間，效果便會很不同。它可以讓基層長者不必帶着求助身份進門，也讓照顧者不需要先承認自己撐不住，才有資格接受服務。人是先來食飯，之後才有可能聊天、建立信任，進而願意講出家中的困難。對前線社工來說，這類場景往往比正式會談室更容易讓人放下戒心，也更有助於及早掌握隱蔽需要。

從日常用餐走向互助

此外，飯堂也有機會慢慢孕育出較鬆動但真實的互助網絡。很多時候，制度最欠缺的不是單一服務，而是人與人之間願意互相搭一句嘴、提一句醒、分享一個方法。照顧中風家人的長者，未必第一時間找專業人士，但可能會先向隔壁枱的人請教哪裏可以買醫療用品、哪種暫託服務較實用。這些互動未必宏大，卻正正構成社區最基本的支撐力。當然，這種互助不能取代專業服務，但至少能讓很多原本完全孤立的人，先感到自己不是獨自承受。

落地仍面對四大關口

不過，理念再好，真正落地時仍有幾個問題不能避開。第一是門檻設計。若政府過分強調資格審查，要長者或基層家庭提交過多證明文件，或登記程序過於繁複，最終往往會把最需要的人擋在門外。尤其不少獨居長者、隱蔽家庭或能力較弱的照顧者，本身已不擅長處理行政程序。若連食一餐飯也變得麻煩，服務便很難真正發揮兜底作用。相比之下，以地區為本、以低門檻方式提供服務，再配合象徵式收費和個別豁免，或許更符合社區安全網的原意。

第二是飯堂與社福系統之間能否對接，這也是最關鍵的一環。若飯堂只是供餐單位，工作人員忙於日常營運，卻沒有與區內社福單位建立清晰的轉介關係，那麼即使有人在飯堂被發現有需要，問題也未必會得到跟進。內地一些地方的做法之所以較能持續，正在於助餐服務被放進整個社區養老服務網絡之中，而不是孤立地經營一個食堂。內地的相關安排便強調街道、養老服務驛站、餐飲企業與配送中心之間的協調，也把服務價格、補貼、食譜、食品安全和營運要求納入協議與監管之中。這類經驗對香港有啟發，因為社區飯堂若要成為安全網的一部分，就不能只靠善心，還要有制度連接。

第三是選址與社區接受程度。香港土地緊張，要物色合適場地本已不易。即使找到空間，也可能面對附近居民對人流、衛生和社區形象的憂慮。因此，政府除了可考慮善用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在非繁忙時段的可用空間，以及社區客廳等用地，亦需要更積極盤活閒置政府物業和過渡性空間，甚至在新發展項目中預留可作社區餐飲用途的地方。

第四是營運可持續性。社區飯堂牽涉的不是一次性活動，而是天天開門、日日供餐的長期承擔。租金、水電、設備、人手、食材、牌照要求，樣樣都是成本。若政府只提供起動資助，其後便要求機構自行尋找資源，飯堂很容易因財政壓力而縮減服務，甚至流於形式。內地近年的助餐政策之所以較具可持續性，部分原因在於政府以補貼方式壓低長者餐價，同時容許多類型經營主體參與，包括養老機構、社區服務站、社會餐飲企業和集中配送單位，以分擔成本和提升覆蓋率。香港未必可以照搬，但至少反映出一點：這類服務若要長做，便需要穩定的公共承擔，而不宜完全依賴短期項目思維。

一張餐桌托住一個家庭

社區飯堂值不值得做，答案其實相當清楚。香港正面對高齡化、照顧壓力上升、基層住屋惡劣、家庭支援薄弱等多重問題，若制度仍只在危機發生後才介入，代價往往更高。相比之下，社區飯堂看似只是提供一餐飯，實際上更可能補上制度中最欠缺的日常連繫，讓人早些走出家門、早些接觸社區，也早些被看見。

它最值得期待的，不是可以派出多少個飯餐，而是能否成為一個有溫度的接觸點。若政府願意把它當成社區支援基建來經營，而不只是短期紓困項目，這項政策便有機會做出香港自己的特色。很多時真正托住一個家庭的，未必是宏大的口號，而可能只是有人願意為他預留一張餐桌，留意他有沒有來。

作者馮志豪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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