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專欄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近年來最宏大的空間構想，也是一項前瞻性的制度實驗。官方論述將其定位為全新經濟增長引擎，民間評論則多聚焦收地進度與產業配套。但我們更需要追問：北部都會區的核心命題，究竟是土地與產值層面的技術問題，還是承前啟後的制度問題？當視線跳開實體建設的鋼筋水泥，轉向金融與信用傳導的深層邏輯便能看見，香港正經歷一場結構性的跨時期調整。

「問北都」系列嘗試擺脫單一維度的線性思維，搭建多維分析框架，為北部都會區的動態演化，尋找風險可控的發展路徑。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不在產業本身，而在制度。北部都會區的成敗，關鍵在於能否立足既有的法治與自由市場根基，培育出適配新經濟秩序的發展體系。

瓶頸在產業，還是在金融？

現時輿論談論北部都會區，大多聚焦土地供應、科創企業引進等實體規劃層面。特區政府提出「南金融、北科創」重塑香港空間格局：維港都會區鞏固國際金融核心功能，北部都會區承擔高質量創新與新經濟發展任務，構建一體兩翼的縱深發展藍圖。

這套規劃落地的關鍵，在於傳統金融體系能否持續、高效地為北部科創產業輸送融資活水。空間分工可透過行政規劃劃定，金融傳導機制卻必須順應市場規律，依靠制度創新逐步打通。當下香港面臨結構轉型挑戰：傳統依靠物業抵押的信用擴張模式，面對科創產業輕資產的特性，天然存在信貸傳導壁壘。伴隨資產價格周期調整，傳統信貸管道迎來優化壓力，而資本市場對於早期輕資產科創企業的支持機制仍有待完善。

金融體系這一階段性調整，讓「南金融賦能北科創」的願景，在現實推進中承受不小結構張力。這絕非單純的城市規劃議題，而是大環境變化之下，香港資產負債表重組與金融模式革新帶來的結構性課題。

雙引擎，是替代還是共生？

官方將北部都會區定為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背後是對未來增量空間的戰略佈局。

落到政策現實，香港並未陷入新舊引擎二元對立的局面，而是處於新舊動力交替的過渡階段：實體經濟仍離不開傳統地產信貸的支撐，科創這一新引擎雖全力啟動，早期資源卻多依賴政策性資金牽引，市場化內生驅動力尚待激發。香港轉型的出路，不在於割裂甚至壓抑傳統增長引擎。長遠來看，關鍵是建立高效的資源轉化與風險隔離機制，把香港龐大的資本流動性，轉化為扶持科創的科技金融動力，讓新引擎逐步實現自我造血、自主運行。

雙信封制透露何種啟示？

任何宏觀政策設計，都要面對經濟發展的多重目標權衡：第一，低成本培育人才與前沿產業；第二，穩定核心區資產價格與金融大局；第三，保障資本自由流動與資產權益。

三大目標在不同發展階段，權重會動態變化。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土地批出嘗試的「雙信封制」招標，便是特區政府應對多重目標約束的現實政策試點。在「雙信封制」之下，土地出讓不再簡單奉行價高者得的傳統地產邏輯，而是將「地價收益」與「產業技術方案」雙軌並行評審。

透過這套制度設計，一方面在技術評分環節設立嚴格的科創生態引入指標，以相對低的綜合制度成本培育前沿產業；另一方面價格評估維持合理市場水準，避免土地低價流出衝擊維港都會區的傳統金融信貸基礎。這是難度極高的跨期平衡嘗試：在不破壞南金融現有信用底座的前提下發展科創，不對既有金融大盤造成衝擊，為北部都會區打造兼顧產值增長與制度預期的政策試驗田。

面對客觀存在的階段性落差，洪水橋「雙信封」案例說明，行政力量的適度前置介入，核心要落在「確立規則、穩定預期、引導科創金融成型」。新興產業培育需要三至五年，生物醫藥等領域更要十年以上周期。在北部都會區完整的產業體系成型之前，這類精細治理考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制度韌性，亦將重塑城市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商人，曾任大灣區某地政協委員、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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