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專欄

在「問北都」系列的前三篇，筆者分析了香港地產信貸本位對新經濟造成的融資梗阻，剖析外部環境變遷之下多目標平衡帶來的結構張力，也提出搭建「內地、歐美、全球南方」三端樞紐的突圍方向。但若要把三端樞紐的戰略藍圖落實為可執行的制度安排，就必須回答一個核心命題：當作為傳統金融底座的維港都會區（核心樞紐），遇上承載數字科創與新興生產力的北部都會區（創新引擎），二者究竟是互相取代的對立關係，還是各司其職的互補關係？

本篇提出「疊進模式」與「創新制度沙盒」這第三條發展路徑。香港的轉型，並非急於動搖既有優勢體系的根基，而是在不破壞傳統制度信任底座的前提下，藉助新型金融技術，為新興產業打造一處風險可控的演化試驗場。必須說明，本文重點聚焦制度與金融層面的演化設計，並不代表科研實力、人才供給、深港產業鏈協同等實體要素無足輕重；制度提供土壤，產業的最終成型仍需要實體條件作為支撐。

新舊格局，隔離還是雙軌穿透？

談及新舊功能的交替，市場常常陷入兩種極端思維：一種是「替代論」，主張推翻傳統制度以成全新產業；另一種是「隔離論」，主張維持現有都會區體系，完全劃清界限互不往來。然而放在現實外部環境與信貸結構的制約之下，香港最務實的發展路徑，是採取「雙軌並進、動態穿透」的疊進模式。

這套模式的核心邏輯，即是維港守底線、北都創動能。維港都會區作為成熟市場的核心，必須堅守普通法體系、資本自由流動、聯繫匯率，以及核心資產價格穩定，這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信用根本，也是不容動搖的剛性防線。北部都會區則定位為國家金融創新、政策技術與資產代幣化的試驗沙盒（Sandbox）。在此框架內，法規准入更具彈性，政策保留包容度與容錯空間，可開展跨境數據、數字人民幣等前沿領域實驗。

串聯兩大區域的關鍵橋樑，就是「合規介面（Compliance Interface）」。它如同一組雙向過濾網：向內隔離創新試驗帶來的波動風險，防範北部沙盒的實驗風險外溢衝擊維港成熟金融體系；對外則把成熟市場龐大的國際流動性，精準導入北部的科創產業。

需要強調，沙盒屬於過渡性實驗機制，不應成為永久的制度特區。應設置明確的轉化觸發標準：當某類創新業務累積足夠運行案例、風險得到充分識別與可控，就應把沙盒內的實踐經驗，轉化為香港通用法律與監管規則，避免部分產業長期享有特殊制度待遇，衍生制度套利。

信用擴張抵押，還是制度重構？

制度沙盒並非毫無規則的放任狀態，而是依靠前沿金融科技（FinTech）搭建而成、具備高精度、可編程特徵的治理機制。當下，兩大技術創新，正為北部的制度沙盒提供扎實的底層支撐，但我們也需要客觀認識其現實邊界，技術工具是助力，而非萬能解藥。

首先是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的跨境運行。作為項目核心參與方，香港握有獨特優勢。在北部的疊進設計之中，mBridge不僅僅是支付工具，更是一套「跨越合規與風險隔離的演算法沙盒」，在不損害本地貨幣流動性與外匯儲備安全的前提下，促成多邊跨境資金與實體科創企業高效、安全的投融資與結算。

但也要看到，mBridge現階段主要落地場景集中於跨境貿易結算，若要大規模拓展至科創股權、長期股權投融資業務，仍要面對跨境監管協調、資本流動管理、跨境法律追索等現實門檻，無法單純依靠技術本身完成突破。

其次是真實世界資產代幣化（RWA）帶來的信貸體系重構。針對第一篇《「南金融」的錢為何流不到「北科創」的田？》提出的科創企業輕資產融資困境，RWA提供了一套革命性解決方案。在北部沙盒之內，科創企業的知識產權、未來研發收益，乃至全球南方國家的實物資源，均可轉換為可編程的數位資產憑證。成熟市場的國際資本與商業銀行，不必再依賴傳統的地產物業抵押模式，而是透過審核RWA線上智能合約與動態數據流完成投融資決策。這直接突破地產信貸本位帶來的束縛，讓成熟市場的資金得以透過技術橋樑，真正流入北部的科創領域。

與此同時，RWA同樣存在現實瓶頸：全球尚未形成統一的監管框架，知識產權、未來收益這類無形資產面臨估值難題，一旦發生違約，資產處置與跨境權利執行亦存在不少法律盲點，相關配套法例與商業生態仍需要同步建設。

繁榮來自產業堆積，還是制度土壤？

這套疊進模式的制度架構，本質上是一條循序演進、最終融匯合一，實現更高層次統一的發展路徑。整個體系的起點，來自維港都會區固守的既有核心制度框架；它持續輸出普通法商業規則與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信用基礎，為整個網絡提供信任底座。這部分底層信用，隨後經由維港與北部之間的合規金融沙盒完成融合，依託mBridge的跨境穿透能力與RWA資產代幣化技術，對國際資本龐大的流動性進行風險隔離與轉化，最終精準導入北部新興科創產業的核心。這一動態演化過程，也為《問北都》全系列給出結論：決定香港稟賦與未來的，從來不是單一產業，而是制度。

必須清醒認識，疊進模式屬於理想化的演化路徑，現實運行過程中充滿各種制度摩擦、外部地緣變數，制度實驗本身亦伴隨失敗的可能性。

現下社會各界評估北部都會區，時常陷入統計人數、盤點土地面積、核算產值的簡化思維。但制度經濟學的底層邏輯告訴我們：產業無法單純依靠行政規劃催生，它是制度土壤自然結出的果實。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時，需要精準拿捏政策工具與戰略目標之間的平衡，防範制度傳導出現邊際效應遞減，守好法治帶來的長期競爭優勢。

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正是一國兩制框架之下，香港保留自身獨特國際化制度優勢、接納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實踐。北部能否取得成功，不取決於政府在特定階段下達多少行政指令，而在於能否為全球資本打造一個預期穩定、規則透明的法治環境。堅守制度基石，在疊進模式之中把握動態平衡，香港的新經濟引擎方能在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下穩步運轉，在全球地緣格局變化之中，為城市與國家換取長遠繁榮。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商人，曾任大灣區某地政協委員、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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