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美國多家媒體報道，特朗普或將親赴機場迎接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由美國總統親自接待外國元首抵境，向來並非常規安排。按照慣例，來訪元首通常由副總統、國務卿或高級禮賓官員接機，總統則於白宮舉行正式歡迎儀式。因此，外界普遍將此舉視為偏離既有外交禮賓慣例的罕見高規格安排。

特朗普親自迎接釋放強烈政治訊號

事實上，此類安排在美國外交史上亦十分少見。較常被提及的先例可追溯至1979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曾親赴機場迎接以色列總理貝京（Menachem Begin），當時正值《埃及以色列和平條約》簽署前後的重要外交時刻。正因如此，特朗普擬親自迎接習主席的消息，亦被不少觀察人士視為具有強烈政治與外交象徵意義的訊號。然而，正當特朗普政府以罕見高規格禮遇接待習主席之際，另一邊廂，部分長期寄望於美國政治庇護的所謂「流亡」港人，卻因前景未明而陷入焦慮與不安。這種鮮明反差並非偶然，而是再次印證國際政治最現實的邏輯：國家利益永遠先於意識形態承諾，個人命運終究只是大國戰略調整下的附屬變數。

美國針對部分自稱「流亡」港人的「延期強制離境措施」（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簡稱DED）將於2027年2月5日屆滿。必須指出，DED從來不是正式庇護機制，更非永久居留保障，而是一項依附於總統行政權力的臨時政策安排。它既非國會立法所建立的制度保障，亦不構成任何長期政治承諾，因此本質上隨時可能因政策調整而改變甚至終止。然而，不少港人長期將DED視為美國對所謂「流亡手足」的政治承諾，這種理解與現實之間其實存在明顯落差。當一項政策既不具制度保障，亦不具永久法律效力，其延續與否便始終取決於執政當局的政治判斷，而非受保障的既得權利。

「DED急救包」暴露流亡港人恐懼

近日在港社交媒體廣泛流傳的「美國港人DED緊急應對懶人急救包」，某程度上正反映了這種不安。從拘留程序、保釋安排到移民文件保存方式，相關內容幾乎全以最壞情況為前提。表面上，這是一份法律資訊指南。實際上，卻反映出部分所謂「流亡」人士已將被拘留、被調查甚至被遞解出境視為必須預先準備的現實風險。當一個群體需要透過這類危機手冊建立安全感時，本身已說明其所依賴的保障遠非外界想像般穩固。然而，更值得關注的並非DED本身，而是許多人對其產生的政治想像。

過去數年，部分於2019年「黑暴」期間涉案後離港的人士，一直相信西方國家會長期為其提供政治保護。誠然，當中確有少數人成功獲得西方國家的政治庇護或居留安排，但不少人往往只看到結果，卻忽略了結果背後的複雜條件。個別人士當年甚至更早時期究竟參與過甚麼活動、涉入程度如何、扮演過甚麼角色、掌握過哪些特殊資訊，乃至是否擁有某些外界無從知悉的背景或關係，公眾根本無從了解。這些獲批個案亦絕不可能向外完整交代其申請過程及獲批依據。但不少人卻據此認定彼此處境並無分別，進而相信自己亦理所當然能夠獲得相同待遇。

事實證明，這種以個別案例推論普遍結果的思維，從一開始便帶有濃厚而天真的理想主義色彩。事實上，這種想像從一開始便與國際政治的運作邏輯存在落差。國際政治從不以道德為最高原則，而以利益為最終依歸。無論是難民、流亡者、異見人士還是政治活動者，只要被納入大國博弈之中，其價值便取決於是否符合國家戰略需要。需要時，他們可以成為民主自由的象徵。不再需要時，亦可能迅速被邊緣化。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權力政治的現實邏輯。

「流亡政治」始終依託於外部條件

對美國而言，香港問題從來只是整體對華戰略的一部分，而非目的本身。當香港議題有助服務更大的戰略目標時，其重要性自然上升。當地緣政治重心轉移，其優先次序亦可能隨之下降。這並不意味美國完全放棄原有立場，而是反映任何政策最終都必須接受成本與收益的檢驗。對國家而言，這是理性的利益計算。對當事人而言，卻往往是一場殘酷的現實衝擊。

不少所謂「流亡」人士當初離開香港，相信西方制度能夠為自己提供更穩定、更安全的未來。然而，當他們逐漸發現自身法律地位同樣會受到政治環境變化影響時，原有信念便開始動搖。他們既意識到自身處境正在惡化，卻又難以放棄對既有承諾的期待。在此背景下，各類應急指南、法律支援網絡及資訊共享平台迅速出現。這些工具固然具有一定實際價值，但同時亦反映出一種心理需求，即試圖透過資訊與組織網絡維持對未來的掌控感。當政策取向的決定權始終掌握在國家手中時，個體能夠影響的空間其實極為有限。

而這亦引出了所謂「流亡政治」最根本的結構困境。所謂「流亡政治」運動普遍面臨同一個結構性難題：其生存空間有賴所在國容許，但其命運卻無法左右所在國的核心決策。它或可獲得支持，卻難以取得保證。或可贏得同情，卻未必換來持久承諾。因此，其政治安全始終建立於外部條件之上，而非自身力量。

當前部分香港所謂「流亡」群體面對的，並非單純的移民問題，而是所謂「流亡政治」與生俱來的局限。只要其生存與發展依附於他國意志，其安全感便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國際環境變化。在形勢有利時，這種依賴往往不易察覺。一旦政治氣候逆轉，其脆弱性便會迅速浮現。

「流亡」人士必須直面「棄子」現實

從這個角度看，圍繞DED所引發的恐慌，真正受到衝擊的並非某一項行政措施本身，而是一套長期建立於對國際政治過度樂觀想像之上的認知框架。國際秩序從來建立於權力結構，而非道德承諾。外交政策服從利益計算，而非情感認同。任何外部支持都可能附帶期限、條件與成本，而非無條件的長期保證。或許，這正是當前事件最值得深思之處。

對部分香港所謂「流亡」人士而言，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已不再是DED會否續期，而是如何理解一個更殘酷卻更真實的現實：在大國博弈之中，個體或許能夠成為象徵、議題甚至政治資產，但極少能夠左右棋局方向。當其戰略價值下降，或不再符合特定利益需要時，其政治重要性亦會隨之下降。

曾經被高舉的象徵，未必能夠獲得同等程度的長期保障。曾經被賦予特殊價值的群體，亦未必能夠持續維持原有地位。這未必是背叛，而是權力政治一以貫之的運作邏輯。說到底，大國博弈從來不缺被高舉的旗幟，缺的只是永久有效的政治承諾。當戰略需要消失，昔日被寄予厚望的人與事，往往最先被現實所重新定義。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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