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

面對嚴峻的少子化現象，許多政策制定者焦頭爛額。剛剛公布的《2026年施政報告》中，持續以「派錢」的方式振興香港生育率，向每名在港出生且符合資格的首名新生兒發放兩萬元獎勵金，二胎及以後則是每名三萬。觀察輿情，香港市民普遍質疑，在天價樓市、高昂教育費用與龐大生活壓力面前，兩、三萬港元無異於杯水車薪，難以解決香港青年如今不敢生、不想生的問題。特首李家超以「興建一條世界一流的跑道」來形容有關生育政策很有道理，生育確實是個人的重大決定，政府只能「營造環境」而非強迫，但提供凍卵補貼其實是「營造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所特意訪談了兩位目前接受凍卵補貼的日本女性來分享自己對凍卵補貼的看法。

凍卵補貼是賦權女性自主權

同處東亞、同樣面臨極度少子化挑戰的日本東京都推行了社會性凍卵資助計劃，為18至39歲的居住女性提供高達20萬日元的採卵與凍卵費用補貼。「相比起提供現金獎勵來誘使人口生育，東京透過事前生育力保存，來賦權女性自主權。」一名在知名國際諮詢公司的28歲女性分析道。「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政策，因為它尊重了個體生育時間選擇，而且20萬日元的凍卵補助聽起來比較合理，畢竟我不敢想像東京都政府能夠覆蓋我們的育兒成本。」她還以不屑的口吻表示日本政府反而試圖以「不生育稅」（即「兒童與育兒支援金」，可參考《思哲研究所｜日本「不生育稅」政策的爭議與反思》）的方式鼓勵大家生育，「遠遠沒有凍卵科學」。

該女性表示，為新生嬰兒提供獎勵金或者懲罰不生育者，其根本政策邏輯屬於傳統的消費補貼模式或者額外稅收，而東京長年位居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列，從嬰幼兒奶粉、託兒服務到幼稚園及補習課堂，乃至於隨年齡增長而來的住宅空間擴展需求，撫養一個孩子至成年所需的資源浩大。「現在日元還貶值，還要帶孩子補習或者參加興趣班，即便我在諮詢公司收入不低，我都堅決不想要在現在生育，因為這會影響到我的個人前途。」

不生育稅忽略現代女性結構性矛盾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類政策完全忽略了現代都市女性的生理黃金期與事業黃金期高度重疊的結構性矛盾。在繁榮、現代化的城市中，女性勞動參與率往往比較高，而職業女性在職場發展與適齡生育之間往往面臨殘酷的二選一。高壓的工作環境、長工時制度以及社會對母職的隱形懲罰，使得大量都市女性被迫將婚姻與生育年齡一再推遲。

香港女性首次懷孕的平均年齡已升至32歲以上，許多人在經濟能力達標、主觀渴望生育時，卻已面臨生理生育力下降的殘酷現實，需要有更多政策理解現代女性人生規劃中的複雜考量。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分析，現金補貼也會導致那些原本就有計劃生育的家庭獲得額外的福利；對於因經濟困難、事業衝刺或缺乏伴侶而猶豫不決的潛在父母而言，過少的補貼又遠遠不足以促成其改變意願，容易引起以公共資源獎勵已有意願者的爭議。

補貼是為女性購買的生理保險

根據東京都的政策，只要是住在東京的適齡女性，無論未婚還是既婚，在參加指定的政策說明會並於指定醫療機構接受凍卵療程後，即可獲得相應的資金補助。不將生育綁定於必須立刻進入婚姻與家庭，而是承認現代都市女性人生規劃的多樣性，同時又保留了生育的可能性，因為女性的卵子質量與數量隨年齡增長而自然下降是不可逆轉的生理規律。

一位25歲的出生於顯赫家族的東大畢業生表示即便自己不缺凍卵的資金，但東京都政府的補貼至少提醒了她有這樣的選項。「在當代，許多女性並非不想生育，只不過是要求比較高，例如東京有所謂的灣區女性，很多等到三十歲尚未找到合適的伴侶，然後又處於職務升遷的關鍵階段，或者有家族壓力，必須要找門當戶對的人，大家又不願意將就。

凍卵補貼，實質上是由政府出資為女性購買一份生理保險與時間買賣權，極大地減輕了女性因生理時鐘倒數而產生的焦慮，使她們能夠在事業穩定、心理成熟、經濟充裕或者真的等到適合的人之際，再安心使用凍卵進行輔助生育。而且，這個政策也提醒了我們其實還有凍卵這樣的選項。」在諮詢公司的受訪者也提及：「願意選擇凍卵的女性，本身就是對未來生育抱有明確期望與責任感的潛在母親，政府將資金投資於這群人，實質上是在精準維護並鎖定高素質的人口生育基數。相比於漫無目的地向所有生育家庭派發小額津貼，資助凍卵的政策更合理。」

社會應有更廣泛的凍卵補貼政策討論

凍卵本應是高昂的自費輔助醫療服務，可政策畢竟要貼合時代的需要，完全可以用公共財政補貼打破醫療門檻，促進了輔助生殖技術的普及化與規範化。香港若要在東亞少子化浪潮中尋求突破，不妨多提供一些選項，或者通過大學或者其他涉及女性的政黨、智庫、NGO代表聯合舉辦活動，讓市民多談談自己對凍卵補貼的看法。

有關討論也應該意識到香港允許社會性凍卵，內地不許，背後的考量自然是複雜的，例如開放凍卵可能向社會傳遞「可以無限期推遲生育」的心理訊號，也或許會擔心卵子商業化交易，挑戰「先婚後育」的傳統秩序等；凍卵也確實並非生育的「萬靈丹」，因為高齡取卵不僅對女性身體，如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 OHSS存在醫療風險等，所以香港的專家也需要做好有關的科普工作，以及限制商業化交易的法律配套。如今香港社會其實已經有相關討論，例如社會上有聲音強烈要求檢討本地的《人類生殖科技條例》，適度放寬單身女性使用自身卵子受孕的限制，避免「能凍不能用」（註：允許單身女性自費凍卵，但若要解凍使用進行試管嬰兒，必須具備「合法異性婚姻」身份）等，但依然有待更多的公眾參與，以進一步凝聚社會共識。

凝聚足夠的社會共識後，若政府確認了市民普遍支持推動凍卵補貼，就要推動公私營醫療協作，由醫院管理局與私家醫院生殖中心合作制定標準化的凍卵臨床路徑與透明收費標準，透過資助引導市場競爭以降低整體醫療成本。在政策執行層面，當局亦需配套建立生殖健康與生育選擇諮詢機制，要求申請者在接受資助前參加專業的健康講座與評估，讓女性充分了解凍卵的成功率、醫療風險以及高齡懷孕的客觀情況。學界尤其是政策研究界也應該參考台灣地區部分縣，以及韓國等外國案例，以便實事求是地探討推動有關政策時是否只補貼合法夫妻或者說單身女性也行等細節。

只有這樣，港府才能在嚴格醫學及輿情監管下，允許單身女性在未來合理合法地使用自身凍卵進行人工受孕，徹底打破傳統人口政策對婚姻狀態的過度依附。相信有關政策可以在高才政策引進大批外地人才之餘，進一步保障本地人的生育率，成為邁向更包容、更尊重本地青年生育意願的關鍵一步，把跑道修得更好。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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