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曾說過一句妙語：英國人撤出殖民地的時候，像極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案主（客戶），臨走前在屋角暗處塞幾顆計時炸彈，等新業主搬進來之後慢慢拆。這個比喻難免引人遐想，港英政府到底埋下了哪幾顆計時炸彈？筆者不揣淺陋，借他這把鑰匙，嘗試打開香港這座老宅的幾道暗門，看看裏面藏着的是什麼。在我看來，最要命的有三顆——租務管制之取消、小販發牌之停止、中文學校之消滅。這三樣東西，與其說是「炸彈」，不如說是「慢性毒藥」，不會一夕之間取人性命，卻會慢慢滲入五臟六腑，20年之後你才發覺自己走路有點拐。

第一顆：取消租務管制——業主登基，租客流放

香港從前是有租務管制的。1945年香港臨時軍政府頒布《第十五號統治公告》，1947年制定《業主與租客條例》，1973年整合為《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這些法例的核心精神很簡單：租客在租約期內不會被隨意加租或掃地出門，租金升幅控制在合理範圍。為什麼要管制？因為在一個土地供應由政府壟斷的市場裏，任由業主自由定價、自由收樓，租客——尤其是中小商戶和基層住戶——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租務管制，不過是對權力失衡的一種矯正，是文明社會給弱者的一根拐杖。

然後英國人在撤離之前，把這根拐杖折斷了。1998年撤銷租金管制，2004年7月9日全面撤銷租住權保障。從此業主可以隨心所欲加租，可以在租約期滿後收回物業出售圖利。有論者形容，取消租務管制之後，連普通住宅也變成了「優秀的收租投資項目」；在加租「後有追兵」的情況下，租客置業「前無去路」，社會因此積累了一股不滿的能量。

這股能量最終釀成了什麼？釀成了地產主義的全面勝利。香港曾經是全世界唯一沒有租務管制的國際大都會。這個「唯一」，不值得驕傲，值得嘆息。沒有租務管制，意味着業主——尤其是那些持有大量物業的大型發展商——可以不受制約地榨取租金回報。中小型產業在這樣的環境下根本無法開花結果：一間小書店、一間獨立咖啡店、一個手工作坊，只要業主加租，就只能結業。取而代之的是連鎖店、集團商場、地產商旗下的租戶。香港的產業結構因此走向單一化——金融、地產、專業服務三分天下，製造業和創意產業的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

這不是偶然的。租務管制的取消，本質上是把整座城市的經濟邏輯交給了地主。地主追求的是租金回報最大化，而不是產業多樣性。在一個沒有租務保障的市場裏，任何需要時間培育、需要空間實驗的中小型產業，都注定被租金吞噬。香港的「地產主義」不是市場自然演化的結果，而是政策選擇的結果——英國人在離開之前，選擇了拆掉那根支撐多元產業的柱子。

第二顆：停發小販發牌——基層樓梯，被拆走了

香港的小販歷史很長。戰後初期，小販被視為基層人士賺取生計的方法，也是市民購買日常用品的方便途徑。小販銷售不涉及鋪位租金和裝修，入場門檻極低，為基層人士製造了創業及向上流動的機會。1980年代，很多小販的生活逐步改善，有些早已入鋪做老闆。小販不只是經濟活動，它是一條社會階梯——一個人可以從街邊擺賣開始，累積資本，最終開設自己的店鋪。這條路，曾經是真實存在的，不是神話。

但從1970年起，政府不再簽發新的流動小販牌照。持牌小販的數目從1980年代的約兩萬名，大幅下降到2014年的約6,300名，且大多年過60歲。政府同時推行自願交回牌照計劃，回購小販手上的牌照，進一步壓縮這個行業的生存空間。流動小販牌照更是一牌一人，檔主離世便意味着一個檔口消失。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香港從此關上了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一道重要門戶。在一個沒有小販牌照的社會裏，一個失業的基層市民如果想靠自己的雙手謀生，他面對的不是機會，而是檢控。從前擺賣是一條「殺出血路」的可能；如今這條路已經被堵死。

然而，小販沒有了，管理小販的衙門卻沒有消失，反而越養越肥。回歸前後，食環署小販事務隊的開支大約在七億多元的水平。到了2024至2025年度，小販管理工作的人手編制達到2,441人，整體開支攀升至13.6億元。與此同時，持牌小販卻從兩萬人萎縮到不足五千人。執法者與被執法者的比例，已經徹底倒掛。一年的掃蕩行動近10萬次，近2,000人的小販事務隊，面對的是約1,500名非法擺賣小販——這個比例，說是「大炮打蚊」也不為過。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支隊伍的「形象工程」。小販管理主任職系人員穿着白色襯衫、深藍色長褲，肩章繡有「食物環境衞生署」及「FEHD」字樣，徽章和條紋為銀色。這身打扮，在街頭乍看之下，與警務人員的制服頗為相似。問題在於，小販事務隊並不屬於紀律部隊——人民日報曾明確指出，類似內地「城管」的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小販管理隊，雖然身穿制服，但不屬於紀律部隊。他們沒有配槍，沒有獨立的紀律規例，但是納入紀律部隊的薪酬體系，卻穿着愈來愈像警察的制服，在街上執行着帶有準執法性質的職務。

市民在街頭迎面碰到一個人，白色襯衫、肩章、無線電通訊器材，分不清他是警察還是食環——這不是小事，這是社會安全感和制度清晰度的問題。何況，這支隊伍近年還添置了1,620套隨身攝錄機，裝備水平向紀律部隊看齊，但管理框架和問責機制卻停留在一個普通部門的層級。一個穿着像警察、裝備像警察、卻不受紀律部隊規例約束的執法隊伍，在街頭與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發生摩擦時，誰來問責？用什麼標準問責？

這一切加起來，說明了什麼？說明英國人留下的不僅是一條被拆掉的樓梯，還留了一支不斷膨脹的「食環警察」。小販這條路被堵死了，但堵路的人卻越站越多。基層人士失去了自食其力的機會，卻要面對一支規模越來越大、形象越來越像紀律部隊的執法隊伍。這不是管治，這是威懾。而威懾的對象，恰恰是社會上最沒有議價能力的一群人。

第三顆：排斥中文教學——文化疏離，認同受限

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後，即宣佈英語為唯一官方語言，確立「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政策。1860年，第五任港督羅便臣頒布《教育革新計劃》，扶植英文教學，極力貶斥中文教學。1877年，港督軒尼詩進一步提出「政府目前最主要的目標與努力，是要極力推行英語教學」，規定英文為必修科目，中文為選修科目。1895年的《教育補助條例》更規定，不以英文教學的新設學校，皆不能獲得政府補助。

這套政策的效果是緩慢而深遠的。純中文學校在經費上不受政府扶持，所有政府中小學都引進英語教學，每天有五個小時用於英文教學，而中文教學時間只是英文教學的一半。到了1980年，87.7%的中學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中文學校逐漸被邊緣化，最終在制度上被消滅。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香港的精英教育從一開始就是英語教育。懂得英語的人，才能進入政府、法律、金融這些高回報的行業；不懂英語的人，被限制在社會的底層。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它是權力的分配機制。英國人通過語言教育，製造了一個以英語能力為核心的階層分化體系——在這個體系裏，中文不是「不夠用」，而是被系統性地貶低為「地方語言」，英文才是「官方語言」。

更深層的影響是文化上的。當中文學校被消滅，當中文教育被邊緣化，香港的下一代在成長過程中，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認識是淺薄的、工具化的。有評論指出，中文變成「工具學科」，學生失去了對中文文化價值和倫理的思考。回歸之後，香港人在主權上認同了中國，但在文化上，對「文化中國」的認同始終沒有完成。這種文化上的疏離，不是回歸之後才出現的，它的種子在殖民教育政策中早已埋下。英國人離開之前，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是把一個文化上與中國若即若離的香港，交還給了中國。

三顆炸彈，一個邏輯

租務管制取消，權力歸於業主；小販發牌停止，權力歸於大財團；中文學校消滅，權力歸於英語精英。英國人沒有留下混亂，他們留下的是秩序——一種有利於既得利益者的秩序。而在小販這一顆炸彈上，還附帶了一層更隱蔽的毒素：一個不斷膨脹的執法機器，穿着愈來愈像紀律部隊的制服，站在已經被堵死的樓梯口，看守着一條不會再有人走的路。

有人會說，這些政策在英國人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了，不是「臨走前」才埋下的。這話沒有錯，但關鍵在於：英國人在離開之前，沒有修正這些政策，反而加速了它們的推進。撤銷租務管制的立法在1997年之後完成，但它在1997年之前就已經啟動。小販牌照的停止簽發始於1970年，但政府持續執行這個政策，直到回歸之後仍然沒有改變。中文學校的消亡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過程，英國人在離開之前，沒有留下任何扭轉這個趨勢的制度安排。

李光耀的「炸彈」比喻是深刻的，但在我看來，這些與其說是炸彈，不如說是慢性毒藥。炸彈會爆，爆完之後可以重建。慢性毒藥不會爆，它會一直留在身體裏，慢慢侵蝕。香港的租金仍然高企，中小企業仍然難以生存；香港的階級流動仍然困難，基層的年輕人看不到出路；香港的文化認同仍然模糊，回歸20多年之後，仍然有人在問「我是誰」。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一朝一夕，而在英國人離開之前留下的那三顆定時裝置。

要拆掉這些裝置，需要的不是一時的政策調整，而是長期的、結構性的努力。租務管制需要以新的形式重新思考，不是回到舊制度，而是找到一種能夠平衡業主與租客權力、同時不扼殺市場活力的機制。小販政策需要重新審視，不是簡單地恢復發牌，而是認識到小販作為基層經濟活動和本土文化載體的價值——同時，也應該認真審視小販事務隊的規模、裝備和制服問題：一支不屬於紀律部隊的執法隊伍，是否應該穿着愈來愈像紀律部隊的制服？執法開支不斷膨脹而執法對象不斷萎縮，這個趨勢什麼時候才會逆轉？中文教育需要真正的重視，不是口號式的「母語教學」，而是讓中文成為一種有尊嚴、有深度、有未來的教育選擇。

這些都不容易。但如果不做的話，毒藥會繼續在體內流轉。英國人留下的三顆炸彈，不是歷史的遺跡，而是現在進行式的問題。香港要真正走出殖民的陰影，首先要看清這些陰影的形狀——然後，找一把掃帚，掃走碎片，再種回一些花。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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