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法國學運千人被捕:不只教育政策缺陷,更是公共治理崩潰

撰文:李頴彰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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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頴彰律師專欄

2019年「黒暴」期間,本港爆發大規模街頭衝突,西方不少政客與媒體慣常以「年輕人的覺醒」、「不服從的勇氣」、「為自由發聲」及「美麗風景線」等充滿浪漫色彩的語言描述相關事件。即使出現堵路、破壞公共設施、縱火、襲擊公共場所及使用氣油彈等行為,部分西方輿論仍傾向以「激烈抗爭」或「民主運動」加以包裝。

雙重標準暴露
敘事陷阱破滅

在這套敘事框架下,暴徒的動機往往被置於最核心位置,公共秩序所承受的代價則被相對弱化。結果是相同行為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獲得截然不同的評價。當事件發生在他國時,被形容為「公民抗命」與「民主覺醒」。當相同事件發生在自身社會時,則被定義為「暴力」與「騷亂」。一套建立於政治立場而非一致原則之上的價值語言,逐漸因此形成。如今,這類似場景正在法國出現。

自9月下旬起,法國高中生因課程負擔過重、班級規模過大、教師長期短缺,以及校舍與教學設施老化等問題發起大規模抗議。運動最初源於大巴黎地區(Île-de-France),其後迅速蔓延至里爾、里昂、馬賽、南特及斯特拉斯堡等多個城市,波及全國數百所高中。部分地區的示威其後升級為警民衝突,陸續出現焚燒垃圾桶、破壞公共設施、縱火及向警方投擲物品等事件。短短數日之內,被拘捕及拘留人數持續攀升,累計已超過2,000人,不僅引發法國國內高度關注,亦成為整個歐洲輿論聚焦的社會議題。

然而,若僅將事件視為一場單純的學生示威,顯然不足以解釋其如此迅速的擴散。要理解這場風暴的真正成因,首先必須回到學生本身所面對的現實處境。

教育功能失調
青年制度透支

許多法國學生長期投訴課程負擔沉重。部分學生每天留校接近十小時,回家後仍須完成大量作業與考核,實際睡眠時間往往不足六小時。同時,不少學校面對教師不足問題,教師請假後無法及時安排代課,學生被迫長期在缺乏正常教學安排的狀態下學習。部分校舍年久失修,教室擁擠,資訊設備及實驗設施老化,在高溫天氣下甚至缺乏足夠冷氣設備。

這些問題看似零散,實際上卻共同指向同一結果:法國教育體系正逐漸失去其應有功能。對不少學生而言,他們感受到的已不再是正常學習壓力,而是一種長期累積的制度性透支。原本應該培養人才的教育制度,開始呈現出消耗年輕人的傾向。然而,教育問題本身仍只是表層現象。

法國學生提出的訴求幾乎全部指向同一核心問題,即公共服務資源的不足。教師缺額長期無法填補,校舍維護經費不足,教學設備更新緩慢,行政支援持續不足。這些問題同時出現在不同地區與不同學校,其背後反映的顯然並非個別校方管理失當,而是整個公共部門面對的系統性壓力。

公共資源匱乏
階級鴻溝加劇

過去十餘年間,歐洲多國長期承受財政約束。控制支出與限制預算逐漸成為政策常態,教育、醫療及公共行政部門普遍面對人力流失與資源不足問題。當教師、醫護人員及公務員不約而同地反映工作負擔過重、人手短缺與服務能力下降時,學生抗議便不再只是校園議題,而是整體公共治理能力下降的外在表現。

因此,這場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迅速擴散,並非因為學生擁有某種特殊動員能力,而是因為其所反映的問題早已存在於整個社會。教育體系只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先將相關矛盾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領域。比公共服務不足更值得關注的,是事件所揭露的階級與地域差距。

許多法國學生的不滿並不單純來自課業壓力,而是來自對資源分配不均的切身感受。當部分地區學校擁有較完善的設備、較穩定的師資及較優越的學習條件時,一些工人階級社區的學校卻連基本教學人手都難以維持。相同國家之內,不同地區學生實際獲得的教育資源開始出現明顯落差。

當法國學生每天都能親身感受到這種差異時,產生的已不只是對教育品質的不滿,而是對制度公平性的懷疑。當一部分人認為自己被迫接受較差的公共服務,教育問題便會逐漸演變為公民身份與社會認同問題。因為這意味着公共資源已沿着階級與地域界線出現系統性傾斜。

撕下優越假面
直面治理危機

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學生運動實際上反映的是當代歐洲社會更深層的結構矛盾。財政壓力、公共服務退化、階級差距擴大以及社會流動放慢,正在同時發生,而教育體系只是其中最先感受到衝擊的領域之一。正因如此,這場運動的意義並不局限於法國國內。

多年以來,部分西方政客與媒體習慣以「教育平等」、「社會公平」及公共服務品質作為自身制度優越性的證明。然而,法國學生的抗議恰恰顯示,即使在發達國家之中,教育資源不足、公共服務退化及社會不平等問題同樣存在。理想化的價值敘事並未真正消除制度缺陷,反而在財政壓力與社會分化持續加劇的背景下逐漸暴露其局限性。與此同時,事件亦再次暴露出西方輿論長期存在的敘事矛盾。

當類似衝突發生於其他地區時,部分輿論習慣從「理想」、「自由」與「公民抗命」角度解讀事件。然而當衝突發生在自身社會時,論述焦點往往迅速轉向「公共安全」、「依法執法」及「恢復秩序」。事實上,焚燒垃圾桶、破壞公共設施及襲擊公共場所等行為,無論出現在巴黎、香港、倫敦或任何城市,其性質並不會因地理位置改變而改變。若相同行為僅因政治背景不同便獲得完全相反的評價,問題便不在事件本身,而在評價標準本身。

更重要的是,這種選擇性的價值判斷往往掩蓋了抗議背後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法國學生最迫切關心的,其實是教師是否足夠、校舍是否安全、課程安排是否合理,以及教育制度能否保障基本學習條件。然而在政治立場的競逐之下,這些具體問題反而容易被邊緣化。

這場法國高中生運動揭示的並不只是教育政策上的缺陷,而是公共治理能力、資源分配公平性及制度回應能力所面臨的挑戰。當公共服務長期承受壓力,社會不平等持續擴大,而政治話語與民眾實際感受之間的距離愈來愈大時,任何社會都可能出現類似的不滿與動盪。

一個真正成熟且具有說服力的制度,其合法性從來不取決於如何評價別人的抗議,而取決於能否回應自身社會最基本的需求。當學生要求的只是足夠的教師、合理的作息、完善的學習環境,以及一套不再透支年輕人的教育制度時,這些都不應被視為激進訴求,而應被視為任何現代社會都必須維持的基本底線。若連這些底線都無法有效保障,那麼再宏大的價值論述,最終也難以長期凌駕於現實之上。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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