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英國《都市日報》（Metro）於9月20日報道，英國政府收緊英國國民（海外）（BN(O)）簽證申請的刑事紀錄審查後，至少12名曾因涉及2019年「黑暴」相關罪行而被定罪的港人遭拒簽。9月28日，被廉政公署列為通緝人士的前葵青區議員郭子健、被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列為懸紅百萬港元通緝人士的蒙兆達、曾因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被判監五年，其後申請英國政治庇護遭拒並正等候上訴的吳偉豪，以及前民陣副召集人林正軒等人，前往倫敦唐寧街10號首相府遞交請願信，促請英國政府重新檢視及修訂有關移民規定。然而，若將視線從個別拒簽個案移開，這場風波真正值得探討的，或許不是誰獲批、誰被拒，而是英國對BN(O)計劃的理解正在改變，抑或英國從未改變，只是部分港人對BN(O)的理解與英國政府的政策定位出現了落差。

以刑期換「祖家恩賜」值不值得？

要理解這場爭議，首先必須回到BN(O)計劃本身的制度性質。過去數年，在香港及海外輿論之中，BN(O)逐漸被賦予超越一般移民政策的政治意義，視為英國對香港所作出的某種特殊承諾，甚至被部分人理解為「手足」以生命、前途與刑期換來的「祖家恩賜」。

然而，若從制度本質加以審視，BN(O)始終是一項由英國政府制定及管理的移民安排，而非國際難民制度的一部分。這區別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決定了政策的根本運作邏輯。移民政策首先服務於國家利益，其次才可能承載政治象徵。因此，無論其歷史背景如何特殊，最終仍須服從英國自身的經濟狀況、社會承載能力、公共資源分配以及選舉政治等現實考量。當這些條件出現變化，政策方向隨之調整，某程度上亦屬移民制度運作的常態。

正因如此，英國近年收緊涉及刑事紀錄人士的移民審查，其實並不令人意外。真正值得研究的，反而是相關政策調整為何在特定群體之中引發如此強烈反響。

綜觀過去數年的公開訪問及媒體報道，可以觀察到一項相當突出的現象：不少曾因2019年「黑暴」相關罪行而被定罪的人士，其家庭安排、移民規劃乃至未來人生部署，均不約而同地以英國作為最終目的地。有人的家屬早已移居英國，有人在服刑期間已開始處理BN(O)相關事宜。當這類案例持續且反覆出現時，其意義便已超越個人偏好，而成為一種值得分析的社會現象。

畢竟，若目的僅在於移居海外，可供選擇的目的地並不在少數。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以至部分歐洲國家，均設有不同類型的移民渠道。然而，不少相關人士最終卻不約而同地選擇英國。當這種高度一致的流向在大量個案中反覆出現時，便已難以單純以語言、教育制度或歷史聯繫解釋。

英國庇護被視為制度性「出路」

其背後所反映的，或許是一種更深層且更具持續性的政治預期。在部分人的認知之中，英國似乎從來不只是移民目的地，而是一個預設存在的制度性「出路」。即使需要承擔法律後果，即使人生規劃因此受到衝擊，未來仍然存在某種重新開始的可能。

這種預期如何形成，或許可以從鍾翰林的個案窺見一二。鍾翰林曾因侮辱國旗罪被判監禁四個月，其後再因承認《香港國安法》下的分裂國家罪及洗黑錢罪，被判監禁三年七個月。2023年6月刑滿出獄後，他仍須接受為期一年的懲教署監管及相關限制。同年12月，他獲准以外遊名義離港，其後轉赴英國申請政治庇護，並於2025年正式獲批難民身份及居留許可。

對不少支持者而言，這類個案很容易被視為成功範例。它所傳遞的訊息是，即使因相關案件在香港被定罪，只要成功前往英國，最終仍有機會透過庇護制度或其他法律渠道取得長期居留資格，重新規劃人生。

客觀而言，這類案例確實容易塑造特定認知。當類似經歷被不斷傳播、討論與引用時，它們便不再只是個別故事，而會逐漸累積成一種集體預期。在部分人的想像之中，英國不再單純是一個移民目的地，而是一套承載特定歷史責任與政治意義的制度安排，是一個在面對法律、政治或個人困境時，最終仍會提供承接與保護的存在。

移民可能性讓犯罪者幻想未來

也正是在這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開始浮現。若重新回顧2019年「黑暴」的發展軌跡，最值得探討的或許不是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而是相當一部分參與者究竟如何想像自己的「未來」。

普通市民都應知道，一旦涉及暴動、縱火、襲擊、爆炸品或其他嚴重刑事罪行，所面對的後果從來不只是刑期本身。定罪所帶來的影響往往延伸至專業資格、就業機會、社會信用、出入境安排，以至整體人生規劃。如此龐大的法律成本，理應對絕大多數人構成強烈阻嚇。當然，當時社會上曾流傳「違法達義」、「法不責眾」等說法，但相信單憑這些口號，並不足以解釋為何有人願意承受如此高昂且長遠的代價。

然而，從當時的新聞畫面、街頭情況以及其後披露的大量個案觀察，不少參與者似乎普遍相信這些風險最終是可以承受的。更準確地說，他們似乎相信，定罪並不等於人生終結。在法律責任之外，仍然存在另一條可以重新開始的人生道路。

從今天回望，這種風險認知究竟如何形成，仍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它究竟源於同儕文化、政治動員、媒體敘事、網絡資訊，還是來自海外國家不斷釋放的政策訊號？不同因素之間又如何相互作用？這些問題或許仍有待學者作更深入研究。

審查收緊衝擊「手足」政治預期

但近期港人所面對的現實，似乎正逐漸偏離這種想像。值得注意的是，出現變化的並非只有個別拒簽個案，而是當年曾對香港議題表現高度關注的主要西方國家，其政策取向正出現不同程度調整。無論是英國收緊BN(O)相關審查、美國對香港議題的關注降溫，還是加拿大移民政策日趨審慎，均反映香港問題在相關國家的政策優先序列之中，已不復數年前的重要地位。

某種意義上，鍾翰林與胡志偉的經歷恰好構成一組極具象徵意義的對照。兩人前往的是同一個國家，但面對的卻是兩個不同政治環境下的英國。鍾翰林所處的，是香港議題仍被賦予高度象徵意義的時期。胡志偉所面對的，則是一個愈來愈強調移民管理、國內政治壓力與國家利益考量的英國。與此同時，英國亦需要重新平衡對中國的經貿關係、外交布局及國內政治現實，而美國在經歷多年激烈競爭後，也開始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穩定的互動框架。在此背景下，香港議題的重要性自然出現相對變化。

兩者之間相隔不過短短一年，但政策重心已明顯轉移。這種轉變所反映的，或許正是國際政治最基本的運作邏輯。國家可以在特定歷史時刻創造象徵，也可以在另一個歷史階段重新定義象徵。可以高舉價值理念，也可以在現實壓力下重新排列政策優先次序。政治敘事或許能夠影響輿論，但真正決定政策走向的，最終往往仍是國內政治、經濟利益、外交需要以及國家戰略本身。

從這個角度理解，今日BN(O)審查的收緊，其影響或許已超越一般移民政策調整的範疇。它所衝擊的，不僅是部分申請人的個人安排，更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政治預期。正因如此，《都市日報》的報道中，有受訪者坦言感到被英國「背叛」。這種情緒所反映的，未必只是對個別拒簽決定的不滿，而是當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制度性「出路」突然面對新的限制時，所產生的巨大落差。

從這個意義上看，今日的BN(O)爭議已不僅是一場移民政策爭議，更是一場政治想像與現實政治之間的碰撞。當不少人仍然按照2020年前後的政治氛圍理解英國時，英國本身或許早已進入另一個政策時代。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也許從來不是英國為何改變，而是過去為何有那麼多人相信它不會改變。這或許才是整場風波背後最值得深思，也最具啟發性的地方。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