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蓓茵專欄｜香籬春暖

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在10月4日播出的電台訪問中，談到90個議席涉及的公帑開支，認為將來可以考慮檢討，同時寄語議員「盡責、盡力、盡心」為民請命。議會運用公共資源，市民有理由問這筆投入換來甚麼。要認真回答，便不能只計算少一個議席省多少錢，也要看議會需要完成哪些工作。筆者認為現階段應先在既有架構內，把議員的分工、調研和政策跟進做得更扎實，再以履職證據深化對議會規模的討論。這並非認定90席已是最佳數目，而是不宜在尚未釐清工作需要、代表性及實際效益之前，把加減議席當作改善效能的主要方法。

成本要算清楚
也要看見審議價值

2026/27年度預算中，第112總目「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開支約11.77億元，其中「議員辦事處及酬金」綱領約4.39億元；其餘綱領涵蓋議會事務、法律、申訴、圖書館及檔案館等服務。共同支援的需要會隨工作量而變，不能把總額除以90，便當作每少一席可節省的金額。另一方面，支援議會的開支也應持續檢視，不能因其職能重要，便免於衡工量值。

《基本法》第73條賦予立法會審核預算、批准公共開支及質詢政府工作的職權。若議員能在政策落實前發現執行困難，協助修正設計，便可能減少日後補救所需的資源。評估議會是否物有所值，這部分貢獻也應計算在內，但須有具體事例支持，不能只作抽象推論。

第七屆立法會在2022至2025年通過130項法案，並審議659項「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時任主席梁君彥在2025年年結發言中亦指出，該屆政府就法案提出的修正案，有近一半是在吸納議員意見後提出。這些資料讓我們看見議員參與審議的工作；下一步更值得追問的是，哪些改動令條文更清晰、執行更順暢，或更能照顧不同群體的需要。

議會規模也不宜只向外國找答案。學者德桑托（De Santo）與勒莫（Le Maux）在2023年發表的文獻綜述，結合139個國家的資料分析議會規模，指出改革效果的研究仍未有一致結論，其跨國分析亦不處理因果關係。因此，香港的討論應回到本身的職能和工作需要，不能只憑人口比例或開支多寡下結論。

多元背景議員
要能理解不同人的處境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2年7月1日的香港回歸25周年慶祝大會上，對特區政府提出期望，要「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這句話也讓我們思考，議政工作應如何更貼近市民的生活。宏觀目標要落到實處，需要有人把日常遇到的困難帶進政策討論。

以安老服務為例，不妨設想一位既要上班、又要陪長者覆診的照顧者。他關心的，可能不只是服務名額，而是接送時間能否配合、申請是否方便，以及長者回家後有沒有人接手照料。財務背景的議員可以檢視資助是否持續，醫護與社福工作者可以分析服務銜接，熟悉地區的議員則可以進一步了解家庭實際承受的負擔。

政治學者珍·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的研究指出，在群體互信不足、利益訴求尚未清楚形成等特定情況下，具有相關經驗的代表可以透過較好的溝通，提升議事討論的質素。這為重視生活經驗提供了理據，卻不等於背景相同便自然代表得好。議員仍要走出熟悉的圈子，接觸較少出現在正式討論中的人。

筆者認為，多元背景真正的價值，是讓議會有能力發現同一政策對不同人的影響。即使對政策目標有共識，對實施方法仍可以有不同判斷；把有根據的疑問及早提出，有助政府把方案考慮得更周全。議員熟悉本身界別，也應把個別訴求放回整體需要，說明資源如何分配、其他群體會受到甚麼影響。

增進組織協調
持續跟進實施中政策

香港已有推進這項工作的基礎。《立法會議員守則》第1.5條要求議員加強調查研究、拓寬專業領域，循事實和證據依法行使監督權。要進一步發揮這些要求，可以在現有事務委員會內，先選兩三項涉及不同群體的民生議題，試行更有系統的調研分工。

仍以安老服務為例，參與議員可按專長，分別了解使用者、前線人員及相關機構的處境，再共同比較資料。一項安排對機構而言方便，會否增加申請者的負擔？一項新要求用意良好，前線是否有足夠人手執行？這樣的分工不是把議題劃成各自的範圍，而是讓審議掌握更多原本容易遺漏的資訊。

今年9月公布的《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制定了105個指標，並提出定期監測和評估實施情況、按實際情況調整。這正好為持續跟進提供具體方向。委員會可選取相關民生議題，既留意目標的完成進度，也了解服務使用者的實際感受，協助政府及早辨識落實上的難點。

例如，討論服務供應，除了看名額是否增加，也可問輪候者有沒有更快獲得合適服務、照顧者的負擔有沒有減輕。政策建議則應交代可行選項、所需資源及執行責任；證據不足的地方，清楚指出仍須補充甚麼資料。這些工作可以沿用現有委員會文件和會議安排，不必另設機構。

試行一個年度後，可檢視分工是否減少重複調研、補足資訊，以及促成有根據的政策改善。需要多年推進的政策，則另訂階段性的檢視時間，持續跟進政府回應和實施進度。議員的貢獻應如實交代，也須分清政府及其他機構的執行責任，不把整項政策成果歸於個人。

用具體貢獻
回應「90席之問」

外界對議席數目的疑問，可能涉及開支，也可能反映對代表性、履職成效或工作透明度的期望，不能單憑幾則報道概括所有人的想法。對議會而言，較有建設性的回應，是把這些關注轉化為具體的履職要求：能否接觸不同群體、提出有證據的建議，以及在討論過後繼續跟進。

現行守則已要求議員每年提交公開工作報告，涵蓋主要成果、會議參與及經調研分析提出的政策倡議。在此基礎上，每位議員可選取少量重點個案，交代問題如何發現、建議有何依據、政府如何回應，以及後續出現甚麼變化。評估亦應容納需要長時間處理的難題，以及有理據但未獲採納的意見，避免只以發言次數或建議獲採納率論高低。

今年7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與立法會議員座談，鼓勵議員加強學習、認真履職，並期望立法會更好發揮作用，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升治理效能，為市民解決急難愁盼問題。把專業知識、社會聯繫和調研所得更好地組織起來，正是可以沿着這個方向深化的工作。

90個議席能夠容納多少不同經驗，與這些經驗能否改善政策，是兩個需要接起來的問題。筆者主張先把這一步做實，讓議會規模的討論有更充分的證據。當一項原本不易被看見的困難獲得正視，一個家庭因政策改善而少一點奔波，議席的公共價值便有了市民能夠理解的答案。

作者林蓓茵是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中醫學博士，公共衞生碩士。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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