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冠麟專欄

高市早苗上台一年，中日關係上演了一齣「先禮後兵」的戲碼。去年10月，她與習近平主席首度會晤，雙方大吹和風。外交部新聞稿說「達成重要共識」，日本外務省也說「重新確認戰略互惠關係」。一個月後，高市在國會拋出「台灣有事」論，將台海危機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鈎。再一個月，她又說「美日可能採取聯合行動撤離公民」，「美軍受攻擊時日本什麼都不做，日美同盟會崩潰」。一句比一句露骨。

「語言降級」源於孔子春秋筆法

今年8月15日，她沒有去靖國神社，卻在武道館停車場面向靖國神社方向「遙拜」，並以自民黨總裁名義供奉「玉串料」。上月紐約聯大，她呼籲刪除《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這種挑釁的創意，歷屆日本首相望塵莫及。

面對日方連環挑釁，中方在外交場上不能不回敬。但「回敬」的方式有多種。召回大使是最激烈的，降低外交關係級別是最正式的。中方選擇了第三種：調整稱謂。

9月2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以「日本現政權」稱之，指「日本現政權已成為威脅地區和平穩定突出因素」。9月30日，郭嘉昆回答涉日問題時，直呼「高市早苗」，把「日本首相」四個字拿掉。

這是「行政不降級，語言降級」。行政上，中方沒有召回大使，沒有降低外交關係級別，甚至沒有取消高市出席深圳APEC峰會的邀請。語言上，卻完成了從「貴賓」到「路人」的降級。這不是無根之木。它的深層傳統，是孔子的春秋筆法。

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同樣是戰爭，孔子用「伐」表示正義之師，用「侵」表示非正義入侵，用「襲」表示偷襲。同樣是殺人，用「殺」表示無罪被殺，用「誅」表示有罪當誅，用「弒」表示以下犯上。一字之差，褒貶立見。春秋時期，諸侯自行稱「王」，孔子在《春秋》中一律降稱其原本爵位，如「楚子」。魯國「三桓」把持朝政，孔子在記述中刻意不用尊崇字眼。不承認，不給予正當性，但不直接開罵。這就是「微言大義」。中方對高市的稱謂變化，與此一脈相承。

「日本首相」是承認其官方身份，維持正常禮儀；「日本執政當局」是保留承認，但降低規格；「日本現職領導人」，只承認「現職」事實，不承認「領導人」權威；「日本現政權」，定義為「政權」，而非「政府」；「高市早苗」，連職銜都不提，只是一個名字，路人甲而已。

國際之間「外交降級」的模式

中方此次的做法，並非孤立的外交操作。在國際關係史上，透過調整稱謂或外交級別來傳遞不滿信號，是常見的「低成本、高信號」手段。

第一種是外交級別的正式降級。這是正式降級中最具法律效力的一種。最近的相關例子，本年8月，在阿根廷總統米萊多次對巴西總統盧拉發表稱為「前囚犯」、「小偷」和「腐敗分子」等言論後，巴西已將兩國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

根據外交部網站「禮賓知識」介紹顯示，外交代表又稱外交使節，是一個國家派往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的代表，代表國家，負責辦理外交事務，有常駐和臨時兩種。《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外交人員法》中將外交人員定義為駐外國使館、領館以及常駐聯合國和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代表團等機構中具有外交銜級的人員，館長是上述機構的行政首長。中國外交銜級有大使、公使、參贊、一等秘書、二等秘書、三等秘書、隨員。

確定外交代表的等級是建交雙方在同意建立外交關係時需要商定的要點之一，外交代表的等級應是對等的，並且明確見之於建交公報或其他建交文書中。理論上，外交代表有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權公使和代辦。2021年11月，因立陶宛允許台灣設立「代表處」，中國宣布將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代辦是最低一級外交代表，兩國關係降為代辦級，意味着外交關係嚴重倒退。

第二種是明面沒有變化，但在禮賓行政排序作隱性降格。特朗普的第一次總統任期中，與歐盟一直在貿易與防務政策上摩擦不斷。美國亦於2018年底，在未正式公布或通知歐盟的情況下，悄然將歐盟的外交級別從「盟國」降為「國際組織」。2019年，歐盟駐美大使奧沙利文出席美國總統老布殊的葬禮上，發現自己被排在所有國家大使之後，成為最後一批被請上前致奠的代表，如此才「間接」得知自己被降級。歐盟官員甚至表示，是「查網站才知道」。

第三種是職銜的「重新定義」。比如特朗普政府曾將立場親烏的「俄烏問題特使」Joseph Keith Kellogg的職銜重新定義為「烏克蘭特使」，使其無法參與「對俄」談判，在實質將其「降格」。第四種是刻意迴避點名。 2026年初，俄羅斯聯邦政府在譴責美國在伊朗和委內瑞拉的行動時，刻意不提及「特朗普」的名字，以此表達不滿同時保留外交餘地。

「去頭銜化」彰顯中國對日底氣

從歷史角度分析，同樣是日本首相，同樣在歷史問題上觸碰中方紅線，中方對小泉純一郎和高市早苗的稱謂處理，卻截然不同。猶記得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2001至2006年任內連續六年參拜靖國神社，當時中國外交部連環發炮，但仍然稱他為「日本首相」或「小泉首相」。換句話說，即便在中日關係因靖國神社問題陷入低谷的時期，中方仍然保留了基本的職銜稱謂。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表面上看，是因為高市的涉台言論比小泉的參拜靖國神社更直接觸碰中國核心利益。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而靖國神社問題雖然嚴重，但更多涉及歷史認知與戰後秩序。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北村俊博對此提出交涉，批評「即使存在立場分歧，尊重一國領導人也是國際禮儀」。然而，外交禮儀從來不是單向的。當日方在台灣領土問題上不斷觸碰中方紅線時，「國際禮儀」這四個字，恐怕顯得蒼白。而且，這也是呼應了高市維持「台灣有事論」的最好回擊。

最深層的原因，是中國國力的變化。小泉時代的中國，正處於加入WTO後的快速增長期，綜合國力與日本仍有差距。在那個階段，維持中日關係的基本穩定，對中國的發展大局更為重要。因此，即便在歷史問題上嚴重不滿，中方仍然保留了外交禮儀的基本框架。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貿易國。在科技、軍事、外交等領域，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對日本形成全面優勢。在這種格局下，中方不再需要為了「維持關係大局」而保留外交辭令上的客氣。當日方觸碰紅線時，中方可以直接、清晰地傳遞信號——包括在稱謂上「去頭銜化」。

換句話說，這不僅是對高市個人的不滿，更是實力的底氣。中國已非昔日的中國，外交辭令的調整空間，自然也隨之變化。一字之差，千鈞之重。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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