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美國長期以自由、人權與法治作為自我定位，並以此作為衡量他國政治制度的重要標準。然而，當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宣布將於本年12月3日以全球直播方式公開處決2009年胡德堡基地槍擊案主犯哈桑（Nidal Malik Hasan）時，外界所感受到的並非法治精神的展現，而是一場令人極度不安的政治表演。此舉引發聯合國、天主教會、兩黨部分議員、槍擊案受害者家屬及生還者的強烈批評，也凸顯現任美國政府內部的立場分歧。特朗普起初高調支持，後來態度轉趨保留。副總統萬斯則明言自己不會觀看直播。目前，該計畫已被正式叫停。種種反應顯示，爭議的核心並非哈桑是否應受懲罰，而是美國政府為何要將原本屬於司法程序的行刑轉化為面向全球的公共展示。

刑罰不應成為公共表演

哈桑的罪行極為嚴重。2009年11月5日，他在德州胡德堡基地向準備部署海外的士兵開槍，造成13人喪生、數十人受傷。身為軍中精神科醫生，他本應協助士兵面對戰爭壓力，卻最終向同袍舉槍，震撼全國。對許多受害者家屬而言，最嚴厲的刑罰並非缺乏正當性。然而，支持死刑與支持公開處刑始終是兩回事。司法的目的在於維護法律秩序，而非以死亡製造政治效果。刑罰的意義在於執行裁決，而不是滿足權力展示的需求。

人類文明自有歷史記錄以來的重要進步之一，正是逐步將暴力排除於公共空間之外。古羅馬競技場中的角鬥與死囚表演既是娛樂，也是權力象徵。統治者藉由群眾對鮮血的圍觀強化帝國威勢，使死亡成為政治秩序的展示工具。隨着文明演進，社會逐漸意識到，死亡不應成為娛樂，國家暴力更不應成為群眾消費的對象。

19世紀的英國仍保留公開絞刑，當時英國政府相信公開絞刑能產生道德震懾，從而實質減少嚴重罪行，然而事實卻揭示了另一種人性。每逢公開絞刑，群眾蜂擁而至，街道化為市集，喧鬧與獵奇心理壓過了法律的莊嚴，使絞刑從司法儀式墮入公共娛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1849年11月14日致函《泰晤士報》，記述他在霍斯芒格巷監獄目睹曼寧夫婦被處決時的震撼(The public execution of Marie and Frederick Manning at Horsemonger Lane Gaol)。他指出，群眾所感受到的並非法律的道德力量，而是對暴力的病態興奮。這封公開信提醒讀者，文明的真正界線不在於如何懲罰罪犯，而在於社會能否拒絕讓暴力成為公共消費的對象。

最終，英國國會於1868年通過死刑修正法案(Capital Punishment Amendment Act)，終止公開處決制度，規定死刑必須在監獄內執行。這項改革所彰顯的並非對罪犯的憐憫，而是對文明界線的重新確認：刑罰可以存在，但不應成為公共表演。國家可以執法，但不應將死亡轉化為供人觀看的景觀。

高調直播處決暴露政客的不安

在此歷史脈絡下，赫格塞斯提出全球直播處決的構想，自然令人感到文明正面臨倒退的危險。人類社會耗費一個半世紀，才將死刑從公共廣場移入監獄，使暴力逐步退出公共娛樂的領域。如今卻有人企圖藉由網路技術，將原本被高牆遮蔽的死亡重新推向全球觀眾。昔日數萬人聚集刑場觀看絞刑，今日則透過螢幕觀看處決直播。技術雖然更新，背後的邏輯卻驚人地相似。這不僅不是法治文明的進步，更近似以數字科技重建一座現代競技場。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直播決定顯然超出一般司法程序的需求。美國雖有死刑制度，但長期以來即使執行死刑，也通常保持低調。若真正目的只是執行判決，既有程序完全足以處理，根本無須預告、宣傳或全球直播。當行刑方式本身比案件事實更成為焦點時，便意味着事件的重心已從司法轉移至政治。

因此，這項決定極可能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個人形象工程。赫格塞斯自上任以來爭議不斷，其軍事專業背景亦屢遭質疑。在此情況下，塑造強硬形象成為最直接且最具政治效益的策略。高調處決一名臭名昭著的恐怖襲擊兇手，確實能迅速凝聚部分選民支持。然而，成熟的政治領導者應以政策成果建立權威，而非依賴展示國家暴力來塑造威望。當政治人物需要透過死亡畫面證明自己的強硬時，所反映的往往不是自信，而是不安全感。

此外，高調直播處決極可能具有更深層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考量。哈桑具有穆斯林背景，而行刑本身又帶有強烈象徵意義。在中東局勢高度緊張的情況下，此舉極易被極端組織視為公開羞辱與挑釁。這些組織長期以來造成嚴重傷害與人權侵害，因此任何可能被解讀為針對特定群體的暴力展示，都可能被其利用來煽動對立情緒。歷史反覆證明，政府若試圖以羞辱方式傳遞威懾訊息，往往無法降低衝突，反而可能激化敵意。若有決策者相信透過高調展示暴力便能在輿論場上取得優勢，則其對社會心理與國際政治的理解恐怕過於簡化。

直播死刑破壞的是美國道德權威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美國多年來最重要的國際影響力來源並非純粹是軍事或經濟實力，而是道德話語權。二戰後，美國成功建立自由民主守護者的形象，並以此獲得廣泛影響力。然而，道德權威的建立需要數十年，失去卻可能只在一瞬之間。當美國政府多年來批評其他國家的公開處刑、羞辱式執法與侵犯人權行為時，其論述基礎正是自身較高的道德標準。如今若連美國自己也開始討論公開直播處決，未來再批評他國時，其說服力勢必削弱。

近年來，愈來愈多國家質疑西方在人權議題上的道德優勢，原因不在於人權理念本身失去價值，而在於部分西方國家出現愈來愈明顯的言行不一致。對他國而言屬於野蠻行為的事情，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便被包裝成正義展示。別人做是侵犯人權，自己做則被解釋為捍衛文明。這種雙重標準不僅削弱國際信任，也動搖相關理念的公信力。

事實上，一個社會最能體現其文明程度的時刻，不是在面對守法公民時，而是在面對最令人憎惡的罪犯時。如果連面對罪大惡極之人都仍能保持克制與尊嚴，這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哈桑的罪行固然令人憤怒，但文明之所以稱為文明，正是在於它不會因憤怒而放棄原則。如果國家需要透過向全球直播一個人如何被處決來證明正義，那麼所暴露的很可能不是力量，而是焦慮。不是自信，而是不安。不是文明的勝利，而是文明底線的鬆動。

目前，直播已經被叫停，也避免了這樣一種危險的可能：一個自稱代表自由與文明的超級大國，面對一名已被囚禁十多年的罪犯時，選擇的不是以法律的冷靜完成判決，而是試圖把死亡重新變成供全球觀看的政治表演。在這次被緊急擋下的滑坡過後，真正將接受考驗與審視的，是美國長期標榜的法治、文明與道德權威。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