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李冠儒

2026年APEC財政部長會議即將在香港舉行，由國家財政部主辦、特區政府承辦。屆時，21個經濟體的代表將齊聚香江，探討全球經濟形勢、數字基建融資、普惠金融等議題。特區政府將全力以赴，為與會代表提供高質素的會議體驗。對於香港而言，這不僅是一場國際會議，更是一次向世界展示自身制度優勢與專業能力的機會。除了關注成果外，會議場上的互動也不容忽視，例如中日財長會不會在香港這次會議上談話，就會是外界解讀香港有沒有國際調解功能的一種判斷依據。

筆者雖是土生土長的港人，卻曾在2018年以內地（北京）代表參與某APEC教育及經濟會議。作為青年代表，當年處理的都是小事，例如擔任負責接待的志願者與會議報告的校對，卻也因此有幸全程在會場內近距離觀察各國代表的一舉一動，亦天然有與外國代表直接交流的機會。交流的細節，看似零散，然則比官方簡報都更能讓人直接感受到國際關係。

舉例來說，筆者與澳洲代表的交流，就曾無意間觸及了對國家安全的定義與考量等深刻課題。在多個經濟體代表主動找中國青年代表交流後，視野範圍內走進了澳洲代表，筆者也就詢問了澳洲代表如何看待2018年澳洲草莓藏針事件引發的模仿犯效應。這是因為在2018年9月9日，昆士蘭州首次報告有人在食用草莓時吞下半根針並因此住院。

隨後，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南澳大利亞等多個州陸續出現類似報告，涉及至少七個草莓品牌，蔓延至多個州，並出現大量模仿犯和虛假報案，最終導致澳大利亞草莓產業遭受重創。她的第一反應是反問為何筆者會關注此事，並定性該事件是澳洲國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隨後問筆者是否受某組織委託進行非傳統安全的研究，筆者回答自己只是因為自己是國際關係研究者，讀了有關新聞，所以好奇澳洲代表怎麼看。她的警覺反映國際場合中信息交流的敏感性，在中澳關係欠佳的情況下也自然更敏感。

2017年底至2018年，澳大利亞政府推動立法，旨在應對外國對澳政治干預。儘管官方聲稱不針對特定國家，但當時澳大利亞媒體與政界大量討論「中國滲透」，中方認為該法實質針對中國。在APEC這樣的平台上，任何提問都可能因為國家間關係，被賦予超出原意的解讀，這正是國際關係複雜性的具體呈現。

會議期間不乏跨文化交流的挑戰。巴布亞新幾內亞作為APEC當年的主席經濟體，其代表非常主動地與中方青年代表聊天。他們先是介紹巴新是南太島國中面積最大也相對親華的國家，問中國青年代表對哪個南太平洋國家較為熟悉。筆者當時回答紐埃（Niue），對方頗感意外，因為紐埃一個人口不足兩千的島國，正常外國人確實不會關注。筆者解釋這是大學課堂隨機抽籤的研究作業，二手資料不多，最終鼓起勇氣直接致電當地局長進行訪談，竟獲答允，事後想了想，若對照香港人口，找他們的局長跟我在香港找一個區議員差不多。巴新代表聽後會覺得教學方式很有意義，也接著問了我香港的一些情況。這段經歷姑且可算作民間外交的縮影，國際化的個人經歷不知何時就會能成為跨文化溝通的切入點。

而與智利代表的互動則更為耐人尋味。他主動表示自己喜歡中國，希望會後由筆者帶他逛北京。筆者建議參觀萬里長城或參訪企業，他均拒絕，堅持只去毛主席紀念堂，並向我講述他對皮諾切特將軍的感情，以及對毛澤東的仰慕，這樣的經歷提醒筆者需要結合歷史脈絡與政治情感來理解他者。

與日本代表談及中韓日教育合作時，當年的氛圍仍相當友好，各方普遍認為區域教育整合有其必要。如今回望，更能直觀感覺到國際關係轉變之快。至於美國代表，讓筆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遲到、玩手機、對中方青年代表態度不友好，這些細節同樣構成了一種「實在」的國際關係體驗。它未必令人愉快，卻真實地反映了抗議的信號。當年，美國對華戰略定位的根本性轉變——從「接觸」轉向「戰略競爭」。這一年，經貿戰、科技脫鉤並行，兩國關係從「競爭與合作並存」滑向競爭，火藥味自然濃厚。

可見，參與國際組織的會議，其意義遠不止於議程上的討論與文件上的共識。真正鮮活的國際關係，往往存在於會場邊緣的閒談、茶歇時的寒暄、電梯裏的偶遇，外交學上甚至有葬禮外交的說法。香港即將主辦APEC財長會議，我們當然應為此感到驕傲，這是香港在國際舞台上不可替代的角色證明。但與此同時，也不妨將目光投向會場內外的代表互動——那些具體而微的交流，才是國際關係最誠實的面孔，也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最應珍視的民間外交資產，期待有更多港人關注乃至參與其中。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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