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近年香港工程事故與爭議頻傳，從早期短樁醜聞、宏福苑、瑪麗醫院升降機事件，表面是個別承辦商疏忽或監管失職，骨子裏卻是工程界體系長期積累、從未真正根治的結構性弊病。每次出事，社會驚呼、委員會成立、小修小補，然後一切照舊。真正的核心，不在某一條鋼筋或某一份報告，而在於政府招標制度、專業自律失效，以及學術界、專業協會、業主（政府與地產商）與承辦商四方利益長期固化之下，誰都不願意動搖既有格局。每年逾千億元的政府工程與地產開發規模，使這套「高成本、低創新、程序優先」的結構具備強大自我維持能力，並將代價轉嫁至整個社會。

「汲取教訓」之後
為何工程越辦越貴？

香港建築工程界的問題從來不是單純技術問題。負責培養人才與研究的學術界、負責維持專業操守的專業協會、作為最大業主的政府與地產商，以及承辦商四者之間，早已形成相互依賴、彼此牽制的利益網絡。早期短樁事件已暴露監管與專業判斷的失效，其後每一次事故的反應模式幾乎如出一轍：成立檢討委員會、提出若干技術指引、追究少數前線人員，然後宣告「已汲取教訓」。核心問題始終未動，因為動了便會觸及龐大利益與既有分工。

學術界的利益繫於政府資源分配。院校被鼓勵大量收生與追逐西方學術國際排名，教職員考核高度依賴英文論文發表與指標表現。本地工程、建築與規劃的實務研究——高密度城市的成本控制、工法創新、複雜地權下的設計——因難以轉化為高影響力西方國際論文，專業實踐長期被邊緣化。學生畢業後進入政府或大型顧問公司，許多人做的是程序監督而非創新判斷。香港政府擁有全球國際城市最多的工程師與建築師編制，卻主要用於審批與監管流程。

全球最多工程師
忙於審批與監管？

專業協會理論上維護專業操守與公共利益，實際運作深受「在商言商」邏輯影響。專業服務本身是變成「生意」，人際網絡、長期合作與項目分配，往往比嚴格專業判斷更能決定生存。專業協會可在事故後發聲，卻難以推動會重新分配利益的改革，例如開放更多中小型事務所參與、重新界定大型與中小型的分工。業主一方，政府追求程序合規與「監管權力」的形式可交代性，結果是層層審批、顧問加碼、成本上升；地產商則把時間視為金錢，追求最快完成與回報。承辦商在高門檻的招標制度下，穩定取得大型合約與合理利潤。四方互相鎖定：大學提供「合資格」人才與技術背書卻不深入挑戰成本；協會維持資格框架同時保護會員網絡；政府與地產商以程序與速度換取可交代與回報；承辦商在有限競爭中獲利。招標制度、專業註冊、審批流程與大學資源分配，共同把這套循環制度化。

利益固化的最深層在於大學。香港大學政策長期側重西方排名與收生數量，貼地協助社會發展、培養能解決本地問題的人才、研究香港獨特議題，反而被視為次要。對照之下，內地大學在工程與建築領域並非單純學術機構，而是深度嵌入國家與地方政府項目的知識與人才供給體系。許多大學設有設計研究院、規劃院或工程研究中心，直接承接政府前期研究、可行性評估、技術標準制定，甚至參與具體項目設計與諮詢。從規劃、建築、結構到施工管理，院校與設計院、施工單位之間有較清晰的分工與協作，學術成果較易轉化為實際應用。人才培養亦較強調實務能力與項目經驗。

新加坡的經驗則提供另一種路徑。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等院校在工程與建築領域，與政府機構、法定機構及業界保持緊密合作，研究課題多針對本地高密度城市、土地稀缺與可持續發展等具體挑戰。院校不僅培養畢業生，更透過聯合研究中心、實踐型課程與業界導師制度，讓學術直接服務公共工程與城市更新。政府亦主動把部分前期研究與技術評估交由大學或合作機構進行，形成「政策需求—學術研究—專業實踐」的閉環。相比之下，香港官員雖常參訪新加坡，卻少見把其整合模式帶回本地。香港的幾家建築工程學院偏向學術與提名模式，學生專業能力不均；新加坡則更強調院校必須對公共建設的質素與成本負起知識責任。

不設標底、程序優先
香港招標制度卡在哪裏？

香港政府工程招標制度以《政府採購規例》與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WTO GPA）為基礎，由發展局統籌。核心原則是「最佳經濟效益」與「公開及公平競爭」。工務工程通常只開放予《認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冊》上的公司（分甲、乙、丙組，按合約規模），非名冊公司可與名冊公司聯營。普遍採用「雙信封、兩階段」評標：先評技術能力與過往表現（通常佔整體40%至50%），再評價格，綜合得分決定，並設不合理低標剔除機制。2024年起全面應用電子投標系統，2026年4月起公開招標強制使用。近年試點框架採購模式與承建商早期參與，並推動成本管控措施。

與內地相比，差異明顯。內地同時適用《招標投標法》與《政府採購法》，依法必須招標的項目門檻較低，公開招標為主，強調企業資質與信用體系。評標方法主要有綜合評估法與經評審的最低投標價法；常設公開的「招標控制價」（最高限價，超限即廢標），部分仍參考標底。計價長期以定額為基礎，工程量清單雖已推行，仍高度依賴統一消耗量指標。香港不設標底，價格由市場形成，工程量清單（BOQ）由承建商按自身定額自主報價，合約多傾向總價包乾。內地審批與施工節奏通常較快，設計院深度參與前期，標準與材料本地化程度高，整體工期與成本往往較低；香港程序較嚴謹，駐工地監督與第三方檢查要求高，標準長期參考英式／歐式，材料與審批成本較高。香港制度在透明度、國際合規與過往表現權重上較為完整，但程序成本與高門檻可能抑制競爭；內地在規模、速度、前期整合與成本控制上具優勢。

宏福苑事件之後
還要重蹈覆轍多久？

這套利益結構把行業內部的穩定轉化為社會的代價。公共安全與居住質素首當其衝：事故反覆出現，市民承受樓宇結構疑慮、設施故障與高昂維修費用。劏房問題長期未解，部分原因是政府在供應端缺乏主動整合閒置工廈與土地的能力，而把責任外判；高成本則使增加優質供應的門檻更高。財政負擔方面，簡單行人天橋或無障礙升降機動輒數千萬，超支由納稅人承擔，擠佔其他公共服務空間；私人市場則把建造成本轉嫁至樓價與租金。人才錯配使社會未能充分利用專業人才解決實際問題，年輕人面對「專業資格不等於實務能力」的困境。事故後「小修小補」的模式反覆出現，使公眾逐漸形成「體制保護既得利益而非市民」的認知，信任赤字累積。新界北區大量工程本可成為重新檢視成本、引入創新、開放中小型專業參與的窗口，若沿用舊模式，香港將再次錯過調整時機，在亞洲城市比較中進一步處於劣勢。

要撥亂反正，必須同步調整多方激勵。大學應放棄只追求排名與大量收生的產業化邏輯，參考內地院校的項目嵌入與新加坡的產學政協作，主動參與本地重大工程的前期研究、工法創新與人才培養。專業協會需重新定義操守與公共利益的優先次序。政府作為最大業主，應強化成本監督、開放競爭、內部工程管理能力建設，並在北部都會區等項目中認真試行框架合約、早期參與與本地化標準借鑒。立法會可要求更透明的成本數據與系統檢討。官員尤其是監督公共開支者，必須接受更深度的工程管理與公共行政培訓。

宏福苑已是最大警號。若最終只是少數人被追究、委員會寫完報告便了事，而沒有在體制上跟進，類似事件只會重演，工程只會越來越貴，荒謬只會越來越多。香港工程界的弊病，是利益固化的結果，也是長期缺乏本地視野與實質改革的結果。大學應率先推動改變，專業協會與政府招標及監督機制必須同步跟上。唯有如此，宏福苑才不會只是又一次「汲取教訓」的起點，而成為真正改革的轉折。否則，根治的機會將越來越遠。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