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專欄

香港「耐心資本」運作至今四年，在北都已累計投資超過200個項目。這些舉措在技術層面屬股權投資，在戰略層面則標誌香港已從「不擔責的紅娘」邁出關鍵一步。問題在於：這一步該邁多大？朝向何方？又該如何鋪設退路？本文試圖搭建一套決策坐標，將香港的角色按參與深度量化，劃分為1至3級：假設1是純通道角色，2是經典中介聯繫人，3是全面深度合夥人。那麼，當前香港的經濟，正在2.1至2.9區間不斷調校。

為什麼會處於2.1至2.9區間？

香港當下的定位矛盾，集中體現為「南金融」與「北創科」的錯配。以中環為核心的南部金融板塊，固守傳統「紅娘式」中介定位，依託獨立司法體系、資金自由流動的制度紅利，搭建國際金融交易平台，依靠促成交易、收取服務費盈利，全程不承擔項目經營風險。這套低風險、收益穩定的商業模式，令金融業形成極其頑固的路徑依賴。

而以北都為牽引的創科佈局，徹底打破被動中介的舊有慣性。為推動產業轉型、引進高端創新資源，港府動用公共財政設立「耐心資本」投向北都創科產業，正式從中介轉變為入局參與者。

必須釐清：這一角色轉換僅限產業投資與商業風險層面，完全不觸及憲制身份與政治立場。「南金融」與「北創科」的錯配困境，並非兩條發展軌道發展速度不一，而是金融業的路徑依賴正在壓縮創科產業的制度空間。當金融業長期以「不選邊、不擔責」作為行事前提，創科領域的準合夥模式就很難獲得足夠的財政授權與管治彈性。換言之，南金融的舒適區，恰恰是北創科的深水區。香港的逆向智慧，在於精準拿捏邊界：北都創科投資突破了傳統中介2.1的被動底線，卻嚴格守住上限，沒有跨入3.0全面合夥的利益捆綁。

香港這種「以退為進」的策略，正是逆向智慧的具體體現——以2.9的準合夥人定位參與建設，既有真金白銀的資本投入、主動推動產業升級，又不與任何主體締結無邊界的利益綁定，在中介屬性與風險共擔之間維持動態平衡。

由「身份定位」轉向「動態角色」

香港要繼續憑藉這份逆向智慧破解困局，就必須把「聯繫人」與「準合夥人」，由靜態的「身份定位」，轉換成場景化、項目化的「動態角色」。與此同時，要配套建立層次分明的制度防火牆。

第一，敏感領域審慎止步機制。凡是牽涉國家安全、地緣博弈的關鍵領域，官方戰略投資嚴守邊界，絕不採用準合夥模式。這並不約束民間正常市場中介，僅針對公共財政投資作出自我約束。

第二，出錢不掌權，風險徹底隔離。在非敏感戰略產業，應堅持「資金參與、形式中立」的原則。面對全球日趨嚴苛的穿透式審查，傳統離岸殼公司已難以發揮政治隔離效用。香港須落實「非控制性少數股權」的法律設計——只出錢、不掌權，搭建多層市場化股權結構。

例如香港可考慮設立新興產業基金，聯合歐洲、中東本土合規持牌私募股權機構，共同設立不具控制權的少數股權聯合投資載體，用以投資目標企業。每一層股權的決策權、風險隔離條款全部寫入章程；所有架構必須經國際專業機構完成合規審查，確保香港資本在法律結構上屬於「財務跟投者」而非「決策主導者」，保障模式在地緣層面具備可解釋性與法律可辯護性。

第三，重塑專業化與市場化的獨立管治機制。承擔準合夥職能的投資主體，組建由國際職業經理人、金融專家與地緣政治顧問構成的獨立董事會；借鑒新加坡淡馬錫的管治模式，落實市場化治理，貫徹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

第四，構建雙向多元聯合投資機制。香港耐心資本既要服務內地新興產業升級，也要主動成為海外優質企業、跨國創科巨頭的商業合作夥伴。面對地緣環境的現實約束，香港必須擴充具備地緣韌性的多元化資產配置。第一階段可鎖定3至5家地緣環境相對穩健的歐洲隱形冠軍企業，以及東盟綠色經濟與數碼產業龍頭，並適時引入中東主權資本開展聯合投資，以小額資本驗證合作機制，待模式成熟後再逐步擴張。

構建動態市場退場矩陣

香港資源有限，準合夥模式可劃分三級投入：

第一級是無需大額開支，卻能快速修復國際信用的板塊。現時香港大力推進的盛事經濟、教育經濟與仲裁經濟，其核心邏輯，正是香港在2.1至2.9區間微調的結果。此類經濟活動不屬硬科技產業，既能發揮香港國際化專業能力與普通法體系的優勢，又嚴格管控地緣風險，還能以最低財政代價重建與國際社會的信任紐帶，為後續創科合作鋪平道路，十分契合「突破2.1、止步2.9」的區間定位。

第二級是具備清晰技術外溢效應、退出路徑明確的細分硬科技賽道。這類項目需要適度資本投入，路徑依賴風險可控，最適合以準合夥人身份階段性參與。

第三級是需要長期資金沉澱、極易形成路徑捆綁的大規模產業園區。在財政狀況回穩之前，香港應堅持「只做規劃研究，不進行大規模資金出資」。

與此配套，搭建「角色切換與動態退場矩陣」。準合夥人模式的核心優勢，在於「進得去、出得來」的靈活性。要在投資協議中訂明「標準市場化退出機制」或「股權轉讓選擇權」。一旦項目觸及負面清單紅線，香港資本可啟動市場化轉讓，或交由大股東回購，確保公共財政具備退回2.1水準的能力。

闡釋三方主體戰略定位

對於「突破2.1、止步2.9」，香港需要在同一套雙軌發展框架之下，面向三方主體給出互不衝突的精準闡釋：

面向國家，說明這是「一國兩制」的創新實踐，是複雜地緣格局下鞏固離岸金融中心、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壓力測試區與金融風險隔離帶」；面向西方，闡明香港的準合夥人角色嚴格限定於商業與產業層面，純屬市場化商業合作，旨在提供受普通法制度保障、具備風險隔離效果的非政治性商業回報；面向香港社會，解釋這是擺脫對地產行業的單一依賴、優化庫房收入結構的務實選擇。

轉型陣痛的一劑「解藥」

在2.1至2.9區間持續調校，十分考驗施政者的判斷力與靈活轉換能力：香港要針對每一個項目作出容易引發爭議的邊界判斷，承受跨區域監管適應帶來的多重壓力，並在財政緊絀的條件下堅持為創科產業持續投入。這些現實壓力，不會因為框架設計完備就自行消失。

不過，倘若退回2.0純中介模式，香港將失去參與新質生產力佈局的入場資格；若盲目衝向3.0全面合夥，又會耗盡「一國兩制」帶來的制度緩衝空間。在2.1至2.9區間持續調校，雖非最優解，卻是當前最具現實可行性的均衡解。

地緣環境瞬息萬變，微觀制度設計無法完全消解其引發的劇烈震盪。香港在有限的發展區間之中，唯有依靠專業能力與務實策略，充分活化「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方能行穩致遠。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商人，曾任大灣區某地政協委員、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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