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到訪延安。在後來被稱為「窯洞對話」的談話中，他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困擾中國歷代王朝數千年的政治難題：為何歷朝歷代都難以擺脫由興盛走向衰亡的歷史周期率？中國共產黨能否避免重蹈覆轍，找到一條跳出治亂循環的新道路？毛澤東當時給出的答案廣為人知。他認為，共產黨已經找到破解歷史周期率的方法，其核心就在於讓人民監督政府，以人民監督權力，以民主防止腐敗。這被後來概括為中國共產黨對歷史周期率提出的第一個答案。80多年後，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在另一個歷史條件下對同一問題作出了新的回應。

自我革命須「刀刃向內」

習近平主席提出，除了人民監督之外，還必須依靠黨的自我革命，以刀刃向內的勇氣不斷清理自身問題，透過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保持組織活力與純潔性。這被官方稱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無論外界是否完全認同相關論述，它都觸及任何執政體系都無法迴避的根本問題：一個長期掌握權力的組織，究竟能否透過持續自我革新來抵抗腐化與惰性？面對利益誘惑、人性弱點以及權力天然存在的擴張傾向，自我約束機制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這不僅是一項政治命題，也是關乎國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命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五中全會有關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的內容受到廣泛關注。在許多西方評論者眼中，反腐敗往往被視為政治治理工具，但文件所呈現出的思路顯然更進一步。它試圖回答的不只是如何懲治腐敗，更是如何透過制度建設維持國家長期發展能力的問題。

過去十多年來，圍繞反腐敗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爭論始終存在。不少西方學者、投資機構及媒體認為，高強度反腐敗可能削弱地方官員推動經濟的積極性，增加行政系統的避險傾向，從而對投資和經濟活動產生抑制作用。部分研究亦確實發現，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區，紀律整頓可能帶來短期調整效應。然而，也有大量研究指出，反腐敗能夠改善治理品質、提升制度透明度、減少資源浪費，並為經濟長期發展創造更穩定的制度環境。因此，習近平主席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論述，不應簡單地被理解為政治宣傳，而應作為一項具有現實意義的經濟命題加以分析。

五中全會劍指利益集團

要理解相關邏輯，首先必須注意五中全會文件所反映出的反腐敗理念變化。與早期主要針對貪污受賄等個別違法違紀行為不同，文件明顯把視角延伸至更深層次的制度風險。官商勾結、資本滲透政治領域、退休官員利益輸送、隱名持股、代持安排、延遲利益交換以及利用金融和數字技術建立影響力網絡等問題，都成為重點關注對象。

這種變化反映出一個重要認識：在高度市場化與金融化的現代經濟中，腐敗早已不再局限於現金交易或單次利益輸送。真正具有長遠影響的，往往是少數利益集團透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持續影響政策制定、監管方向及資源配置的能力。這些行為未必總是以明顯違法的形式出現，但其對市場公平與制度公信力所造成的影響，往往比個別腐敗案件更為深遠。換言之，新一輪反腐敗工作的核心目標，已不只是查處違法違紀官員，而是防止公共權力長期受到特定利益集團的影響與支配。

這一點恰恰觸及反腐敗討論中最容易被忽視的問題。許多人習慣把反腐敗視為一項成本，卻較少計算腐敗本身所帶來的代價。腐敗本質上是一種隱形負稅。企業獲取項目可能依賴關係而非能力，行政審批可能取決於人脈而非規則，投資回報可能來自權力連結而非市場競爭。表面上看，交易似乎獲得加速。實際上，大量資源正在偏離最有效率的配置方向。當企業將資金投入維繫關係而非技術研發，當創業者將精力用於建立人脈而非產品創新，當人才將目光聚焦於接近權力而非提升專業能力時，經濟活動雖然仍在進行，但整體生產力卻可能逐漸下降。這些損失往往難以量化，卻真實存在。

腐敗只會帶來虛假繁榮

也正因如此，將腐敗視為促進發展的潤滑劑，其實存在相當大的局限性。腐敗或許能夠加快個別項目的推進速度，也可能在短期內製造繁榮景象。但從長期來看，它往往伴隨資源錯配、創新能力下降以及市場信心削弱等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均顯示，建立於權力與利益深度結合之上的增長模式，往往難以轉化為持久而穩定的繁榮。問題的關鍵因此不在於反腐敗是否會帶來調整成本，而在於這些成本是否低於腐敗長期存在所造成的制度成本。

從這個角度觀察，五中全會文件實際上將反腐敗重新定位為一項制度改革工程。無論是整治利益輸送網絡、規範退休官員從業行為、遏制隱蔽持股安排，還是強化金融監管，其目的都在於減少行政套利空間，提高制度透明度與規則確定性。對廣大民營企業而言，尤其是缺乏特殊背景的中小企業，最重要的往往不是獲得額外照顧，而是在公平穩定的規則下競爭。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有效運作，並非因為少數企業享有特權，而是因為所有參與者都相信競爭規則具有一致性和可預測性。

這種邏輯同樣有助於理解治理品質與投資信心之間的關係。資本真正重視的從來不是個別官員擁有多大權力，而是規則是否穩定。過度依賴私人關係的制度看似靈活，實則充滿不確定性，因為任何特權都可能隨政治環境變化而消失。相反，當公共權力受到更嚴格約束，行政決策更加制度化與規範化時，市場參與者反而更容易形成穩定預期。

公共權力應服務公共利益

事實上，中國過去十多年的經濟表現本身也為這場討論提供了觀察樣本。如果反腐敗必然導致經濟衰退，那麼持續十餘年的高強度反腐行動理應帶來長期停滯。然而現實情況顯然更加複雜。在大規模反腐敗持續推進的同時，中國仍然保持全球最完整的製造業體系之一，產業升級持續推進，高端製造能力不斷提升，出口競爭力亦展現出相當韌性。這並不能直接證明反腐敗促進了所有經濟成果，但至少說明反腐敗與發展並不存在簡單的對立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還特別關注數字時代的新型腐敗風險。虛擬貨幣、跨境資金流動、複雜股權安排以及隱蔽利益結構，正在改變傳統腐敗的運作方式。在這種背景下，治理體系的持續更新已成為維持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問題已不再只是如何查處腐敗，而是如何應對愈發複雜的利益影響機制。

回到80多年前的「窯洞對話」，不難發現，無論是人民監督政府，還是自我革命，都圍繞同一個核心問題展開：如何防止權力失去約束，如何避免組織走向腐化，如何讓國家在長期執政中保持治理能力與發展活力。也許，圍繞反腐敗與經濟發展的討論本身一直存在某種誤區。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並非反腐敗與經濟增長誰更重要，而是一個國家能否在公共決策長期受到特殊利益影響的情況下，持續維持高品質發展。五中全會給出的答案十分清晰。在其治理邏輯中，制度約束不是發展的障礙，而是發展得以持續的前提。國家的長期競爭力不僅取決於創造多少財富，更取決於能否建立一套使公共權力始終服務於公共利益，而非被私人利益所左右的制度秩序。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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