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思專欄｜鄧凱博士

10月22日，香港迎來新一批重點企業落戶，其中不乏人工智能與機器人賽道中的頭部科技廠商。也就在不久前，多家內地具身智能技術夥伴獲邀加入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成立的「具身智能國際應用訓練場」，共同探索物理AI技術變革產業模式及提升新質生產力的創新路徑。

市場優勢源自憲制淵源

機器人企業高度重視香港並頻頻落子佈局的緣由不難理解。近年來，香港憑藉其國際化營商環境、頂尖的科研體系、完善的產業配套、豐富的場景供給等，已然成為內地前沿科技成果孵化、驗證與產品出海的最佳平台。

然而，這些優勢並非憑空而來。如若把分析視角從單純的市場秩序轉向更根本的制度淵源，我們不難發現它們早已在《基本法》第118條得到鄭重宣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該條款在規範意義上，應視作香港持續推動創新科技事業，並與時俱進引入新技術、新業態和新企業的憲制依據，或稱最高法律保障與最大政治承諾。

《基本法》第118條內含創科邏輯

長期以來，《基本法》研究多聚焦於中央與特區關係、人大釋法、政制發展等政治性議題，第五章的經濟條款則相對邊緣，針對第118條的專門研究更屬少見。這種「冷遇」或許並非偶然。《基本法》起草於上世紀80年代，系列經濟條款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持自由港地位、量入為出、參照原有的低稅政策，等等。整體上更像是為原有經濟制度「定格」，也常被解讀為對政府的約束，而非授權。這與彼時的施政哲學不無關係。奉「自由放任」、「積極不干預」為圭臬，香港的「小政府、大市場」慣性延續多年，也即政府通常以「裁判」非「球員」自居，尤其是對選擇性的產業政策保持距離，不代替市場挑選贏家。這也解釋了第118條「開發新興產業」的要求缺乏足夠實踐來承載，條文鮮有援引，也就難入研究視野。學術上的「冷」與施政上的「淡」，在某種程度上交叉印證。

轉變出現在2022年之後。受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的改革理念所支配，「搶企業」在行政長官李家超任內首份《施政報告》被定位為提升香港競爭力的關鍵戰略，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以下簡稱「引進辦」）由此誕生，專責吸納全球高潛力且具有代表性的重點創科企業。放在香港的歷史座標中，此舉意味深長。曾幾何時，香港的經濟業態結構以原生的貿易、金融、地產等為主，「含科量」並不高。政府招商一般依託投資推廣，而不訴諸於具有高度選擇性（highly selected）的產業引入。引進辦鎖定重點創科企業主動出擊則意味着政府不再保持經濟謙抑，轉而謀求產業的前瞻和多元。截止目前，引進辦累計引入七批共142間重點企業落戶香港或擴展在港業務，當中以創科業的持份者居多，由此帶來的投資規模和就業機會極富想像空間。

從實定法的視角看，這種新角色的轉變在《基本法》文本中是有據可依的，它既符合《基本法》第118條的規範構造，也是對其制度安排的啟動和準確踐行。我們可以對照與之句式相近的第109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來解讀第118條的立法目的。

儘管二者開頭都是施於政府以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的憲制責任，但落點卻截然不同：前者是為了「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重在守成，以及「適當」這一克制性表述也限定了政府介入的程度；與之不同，後者則用「鼓勵」「開發」這類主動性更強的動詞來表達開新之意，以及從投資到技術進步，再到新興產業，三者層層遞進，恰好對應資本投入、技術突破、產業成型的完整鏈條。進一步言之，政府面對新技術和新產業時不能止於適度守成，而應當積極能動，這正是第118條內含的創科邏輯。

以此對照特區政府於近年來的行動策略：着眼於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推動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以及塑造更優質的創科生態和法治化營商環境，即是在落實「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提升招商引資的「含科量」（如引進辦在遴選重點企業、審核其投資計畫時，會將技術引入與協同效應及其對香港創科生態的預期貢獻納入重要考量指標），無疑對應「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針對性地佈局人工智能及機器人等前沿領域，提前鎖定當中的頭部優質與高潛力企業，則是「開發新興產業」的必要抓手。從該意義上講，《基本法》第118條正在從「紙面上的法」（law in books）走向「行動中的法」（law in action)，並為這些企業積極入局香港創科事業所證明。

規劃機器人產業更規劃AI治理

除法教義學之外，具身智能機器人在政策層面歸於「新興產業」序列更是無爭議的，如《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載明其為具有前瞻性、戰略型的未來產業。香港的政策敘事也類似，其毫不掩飾將包括人工智能與機器人作為新興產業提供中期增長動能的雄心壯志，首個五年規劃和《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以下簡稱《施政報告》）對此都有篇幅不小的論述着筆，並提出重點扶持的清晰路徑。

更值得注意的是，兩份政策文件並未把具身智能僅僅視作產業招攬和資本引入的標的，而採取更高遠立意。具言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在全面推進「人工智能+」之外，同時提出檢視法律配套、完善人工智能及數據治理框架、提升市民人工智能素養；《施政報告》則把「機器人走入社區」試驗計畫、全民AI培訓與七方面風險治理行動置於同一政策章節。這意味着，香港的具身智能敘事正在從「發展甚麼產業」延展至「形成何種人機共處的社會秩序」，產業規劃與治理規劃自此同步展開。

其中，「機器人走入社區」試驗計畫，就融入了具身智能業界的「部署態」共識。進入新的技術階段，具身智能的社會及政策價值不在於舞台表演或情感陪伴所能製造的話題，而在於能否在社區服務、公共設施、社福支援等日常情境中持續工作，把技術轉化為可量化的服務能力與生產力。新華社聯合中國信通院於新近發布的《2026具身智能產業創新報告》就提出「有效智能工時」的新指標，從活躍機器人數量、實際有效工作時長和任務價值密度等維度來衡量人工智能進入物理世界後的社會價值。這對公共治理亦有啟發：社區試驗不應只統計引入多少台機器人，更應考察有效服務時長、任務完成品質，以及對前線人員事務負擔的實際紓解。社區由此不只是應用場景，更是技術接受公共檢驗、市民習得人機協作、政府積累治理經驗的共同空間。

與之配套的風險治理，也不宜被窄化解讀為對創新的防禦。《施政報告》提出建立AI倫理治理框架、推廣應用安全、釐清產品導致意外的責任、制定AI Agent安全管理指引，並由政務司司長統籌、數字辦設立AI專員協助。其所傳遞的信號是，具身智能進入物理空間之後，治理對象已不再限於演算法內容，而擴展至產品、場景、使用者和公共部門之間的責任配置。循此思路，香港或可探索分級、分類監管模式，如引入「人形機器人社會影響評估」作為軟法治理工具：對高擬人度、面向長者兒童等群體、持續進入人居空間的部署，事前評估服務必要性、人類監督、數據使用及技能支持；對工業、物流等低人際交互場景則適用簡化程序，以企業自評、行業標準與監管抽查為主。評估並非增設籠統許可，而是把公共價值、生產效能與社會接受度轉化為可記錄、可復盤的設計參數。

對企業來說，這種可討論的議題清單、可預期的統籌機制和可積累的行業指引，本身便是營商環境的一部分。產業規劃和治理規則越明晰，企業越敢於把真實業務與核心團隊放在香港。由此回看《基本法》第118條，「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並不止於土地、資金與稅收優惠，還包括讓新技術被理解、被使用並被妥善治理的能力。香港既要讓機器人企業在此布局落子，也要營造融洽、科學的人機共處環境。可靠的秩序，本身就是最持久的招商承諾。

作者鄧凱是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高級研究員、法學博士。

「律政思」是由法律專業人士主筆的法律評論專欄，旨在以專業視角，剖析國際、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發展、法治建設及相關社會議題，深化公眾的理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