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頴灝專欄

2026年11月3日，美國中期選舉塵埃落定，民主黨以「藍色海嘯」之勢橫掃參眾兩院。參議院方面，民主黨翻轉7個共和黨議席，以54對44取得控制權；眾議院則奪得超過253席，遠超過半所需的218席。得克薩斯州自1988年以來首次選出民主黨參議員，堪薩斯州近一個世紀以來首次「變天」，南卡羅來納、緬因、北卡、俄亥俄、愛荷華等傳統紅州亦紛紛失守。這是自小布殊第二任期以來最嚴重的「六年之癢」，被廣泛視為對特朗普第二任期施政的全面否定。

不同政黨輪番上台
改不了結構性困局

猶記2024年總統大選，特朗普引用列根的經典名句「Are you better off now than you were four years ago?」——你覺得現在比四年前過得更好嗎？——一語擊中選民對拜登時期通脹高企的不滿，一舉奪回白宮，共和黨更同時拿下參眾兩院，風頭一時無兩。然而僅僅兩年光景，這句話竟成為反噬他自己的政治迴力鏢。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七成半人口負擔不起住房、家庭要在交租與醫療之間掙扎抉擇。美國國債於2026年8月突破40萬億美元大關，截至11月已逼近40.5萬億，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自二戰以來首次突破100%。僅債務利息支出便超過1萬億美元，首次超越國防開支。全美平均油價高達每加侖4.15美元，創下有紀錄以來選舉日的最高水平。油價飆升很大程度上源於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軍事行動。

表面上看，選民通過中期選舉「懲罰」執政黨以實現制衡。2010年奧巴馬遭遇「茶黨浪潮」，2018年特朗普首任失去眾議院，2022年拜登面對共和黨反撲，如今2026年特朗普再度慘敗。每一次，評論員都將之解讀為選民對執政黨的「警告」或「糾正」，彷彿民主制度的自我修復機制運作良好。然而，若我們跳出這個循環往復的選舉周期，便會看到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無論哪個政黨上台，似乎都無法真正解決困擾美國人民的根本訴求。貧富懸殊持續擴大、中產階級持續萎縮、醫療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國債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每一屆政府上台時都承諾改變，卸任時留下的卻是更深的失望。這不是某一個政客或某一個政黨的問題，而是整個政制的結構性困局。

放眼大西洋彼岸，歐洲的亂局更加印證了這一判斷。法國正經歷大規模抗議浪潮，少數派政府疲於奔命，當局不得不部署約七萬名警力維持秩序，巴黎、里昂、馬賽等主要城市陷入動盪。西班牙將於11月29日舉行提前大選，政局前景不明。德國的情況尤為觸目，總理默茨的支持率跌至歷史低點，僅14%的受訪者認為他是合適的領導人。整個歐洲，傳統主流政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失去選民的信任。歐洲極右翼的崛起與美國的MAGA運動有着相似的社會土壤：生活成本危機、住房不可負擔、年輕一代面臨比父輩更差的生活水平、對全球化和建制精英的深切不滿。然而，這些歐洲極右翼政客自身又何嘗不是面對同樣的困局？他們可以批評執政黨無能，卻同樣提不出解決深層經濟問題的方案。從法國到德國到西班牙，憤怒的選民不斷把執政者趕下台，但新上台者同樣無法兌現承諾——因為問題的根源，從來就不在於誰坐在那張椅子上。

梁啟超曾道出美國問題
選舉民主現存根本悖論

這就引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民主政制中的選舉政治，究竟能否真正回應人民的需求？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早在百多年前便對此有過深刻的思考。他在美國考察八個月後，對這個「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大失所望，在遊記中寫道：「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梁啟超的反思並非否定自由與民主的價值，而是指出政體形式本身不等於良好的治理。他越來越重視政體以外的因素，辛亥前後更開始強調政法好壞不能光看政體，更重要的是道德與實效。這種對「政道」的重視——即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改善人民的生活——比起對「政制」形式的執着，才是衡量治理好壞的根本標準。從政制的角度看，民主與否是看政府有沒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但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與否是看政府能有多大程度回應人民的需求（responsiveness）。

回到當下的現實。歐美多年來過度消費、寬鬆貨幣政策及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已造成深層的結構性經濟問題。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財政紀律、經濟結構改革、財富再分配的稅務政策，以及對基層的實質援助。但在以選票為導向的民主政制下，任何需要短期犧牲以換取長遠利益的政策，幾乎注定會因為「不得民心」而胎死腹中。提出緊縮方案的政治家無法當選，能當選的是許諾減稅、增加福利、降低油價的政客——即使他們明知這些承諾難以兌現。英國前首相卓慧思的教訓殷鑑不遠：她試圖兌現競選承諾的減稅方案，結果在市場崩盤和民意反彈下僅在任數十天便黯然下台。能贏得選舉的未必能解決問題，能解決問題的未必能贏得選舉——這就是選舉民主的根本悖論。

治理應以民為本
政道比政制重要

特朗普在2024年問選民「你現在過得比四年前更好嗎？」，這個問題的力量在於它直指政道的核心——人民的生活有沒有改善。但問題的諷刺在於，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這個問題的答案對許多美國人而言始終是否定的。選民每隔幾年便用選票「懲罰」執政黨，把希望寄託在另一個政黨身上，結果不過是在兩套同樣無力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案之間來回擺盪。國債從不曾因為政黨輪替而減少，貧富差距從不曾因為換了總統而縮窄，基層的生活從不曾因為一場選舉而真正改善。

因此，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哪個政黨更好，而是什麼樣的治理模式才能真正以民為本。理想的治理需要有遠見的政治家而非追逐選票的政客，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去執行那些短期或許不受歡迎但攸關社會長遠發展的政策，更需要一套能讓決策者為施政成效負責而非僅為選舉結果負責的制度安排。無論政體形式如何，能真正做到回應民需、改善民生、帶領社會由治及興的，就是好的政道治理。2026年這場從美國到歐洲的選舉風暴，再一次提醒我們：民主的政道，永遠比民主的政制更為重要。

作者黃頴灝是元朗區議員，民思政策研究所社區事務總監，環保公司董事。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