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思|黃仁勳掀起美國封殺「第三國雲算力」的法律三部曲

撰文:律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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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思專欄|鄧凱博士

近日,全球晶片巨頭英偉達創辦人黃仁勳的私德事件引發風暴,全球輿論焦點指向另一位曾在新加坡數據中心企業Megaspeed擔任高管的女性當事人。自10月底《紐約時報》披露相關情報指控,至11月12日辭任公告,前後不過14日。期間,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介入、股東集體訴訟與國會調查相繼登場,將本不構成法律事實的企業家私德危機,推向嚴謹的公共議程。特別是Megaspeed作為英偉達客戶,其第三國雲算力租賃模式的「合法律性」恰好源自美國現行的算力管制存有規範缺口,這勢必將深刻地催化並加速美國對華AI立法管制議程,進而牽動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AI算力格局。本文的基本立論即在此。就在筆者尚未撰文完畢時,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於11月16日起草遠程雲算力限制新規,此舉無疑是上述判斷最適時的注腳。

私德事件影響政治及法律管制

私德事件本身不產生出口管制義務,但其卻通過四條傳導路徑影響法律與政策議程。首先是關於Megaspeed的商業模式。它將合法採購的晶片置於馬來西亞、印尼等第三國的機房,後交由中國客戶遠程租用高端算力,這正是美國出口管制「雲漏洞」的典型樣本。事件把這個此前只在專業圈層討論的技術合規問題,變成了美國國會和全球媒體均易於復述的「間諜」劇本。「管制派」議員由此獲得的,不止是輿論關注與道德高位,更是主張進一步收緊對華算力管制的政治正當性。

其次,在「漏洞」敘事之外,黃的辭職直接導致了「放寬派」的代言人真空。黃仁勳是美國政策圈內「放寬對華晶片銷售」路線最有分量的遊說者,他長期主張,維持中國市場對英偉達生態的依賴,較全面斷供從而倒逼中國的國產化替代更符合美國利益。2025年底,英偉達與時任白宮AI顧問David Sacks等力量曾阻止《保障國家人工智慧獲取與創新法案》(GAIN AI Act)搭載《國防授權法》(NDAA)。如今,黃的離場使這條防線旋即消失,且變化來的比預想中還要迅速。如開頭所述,BIS已於11月16日發佈遠程雲算力管制臨時最終規則(Interim Final Rule,IFR),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巴西五國納入相關先進AI晶片的嚴格許可制度,並以全球適用的遠程最終用途條款,限制中國企業經第三國數據中心遠程租用達到門檻的算力。該新規項下先進AI晶片的界定也與BIS現有晶片出口管制標準保持對齊。

第三,事件把「監管不力」的矛頭引向美國的行政分支,這意味着政治問責正在蔓延。例如,共和黨議員要求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解釋為何未阻止Megaspeed購芯,白宮已討論其去留;BIS副部長凱斯勒因英偉達總法律顧問借其名義接觸辦案探員而陷入程序爭議,司法部由此接管本案並升級為刑事案件。包括美國商務部在內的執法機構在這種壓力下,不得不選擇更嚴、更快的執行立場和實務取態。

第四,必須承認,姑且不論黨爭背景,該事件的敘事基礎或在動搖。例如,新加坡官方明確黃樂未因間諜活動受調查;美國司法部長稱「尚未得出結論」;CIA認為證據「不足令人信服」,以及國家情報總監稱說「過度渲染」;前白宮AI顧問Sacks公開要求調查機密備忘錄的洩密者;等等。然而敘事的反轉或只削弱了個人道德層面的指控,卻無改華盛頓的結構性議程:選舉後的共和黨國會式微,新出爐的BIS遠程雲算力管制新規,以及AI OVERWATCH Act(中譯《AI監督法》)等「局勢」「情勢」都不因黃仁勳的「人勢」逆轉而改變。

美方對華AI管制總趨勢不改

毋庸置疑,地緣政治與大國間技術博弈的總體趨勢並不受黃仁勳個人命運演變的影響。的確,在實定法議程上,美國的對華AI算力管制自2022年起,仍然遵循「管晶片物項、管使用主體、管模型能力」三步驟的演進走向,且日趨嚴苛。我們尤其要避免對美方算力管制政策回擺抱有不切實際的預期。

第一個步驟可以概括為「管制晶片出口給誰」。自2022年起,美國以性能閾值禁售英偉達最先進晶片對華出口,此後歷經「禁售—降配特供—再禁」多輪迴圈。2026年1月起對華許可轉為「逐案審查」,但附加獨立實驗室檢測、對華供貨不得超過對美50%等嚴苛條件。這一階段卡扣的是,晶片作為物項賣到哪裏以及賣給了誰。

從2025年到2026年,美方進入「管制晶片為誰所用」的第二階段。這是因為,美國《出口管理條例》(EAR)傳統上管制硬體、軟件與技術的出口、再出口及境內轉移。就第三國遠程算力租賃而言,晶片已位於第三國,客戶通常只提交數據、接收計算結果,既不取得晶片,也不當然接觸受控技術;因此,單純遠程租用算力,傳統上難以直接等同於新的物項或技術出口。這就是「外訓內推」模式——企業遠程租用算力訓練,模型回境內推理——暫時合規的法理依據。

2026年起,美國開始進行系統性地法律漏洞封堵。在行政執法層面,5月31日BIS執法指引確立了「最終母公司在中國即需許可」的身份標準,審查邏輯自此從「查貨」轉為「查人」。11月16日的實體規則又進一步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巴西五國納入相關先進計算物項許可制度,也即這五國的晶片出口商須披露最終接收方與用途,許可申請逐案審查。出口商不再只證明「晶片合法賣給誰」,還須持續證明「晶片實際為誰所用」。管制重心由物項性能轉向主體身份,再由主體身份延伸至使用行為,規範鏈條已相當清晰。

在國會立法層面,白宮正推動將遠程訪問條款寫入前述《AI監督法》並搭車《國防授權法》(NDAA),為覆蓋存量算力與美國本土雲提供授權。具言之,《遠程訪問安全法》(RASA)今年1月已在眾議院以369:22高票通過,外界普遍判斷,其核心內容即「遠程訪問受控晶片納入出口許可」極有可能納入《AI監督法》,並以附加修正案形式搭車2027財年的NDAA。此舉招致的實質性效果在於,一旦年底成法,遠程算力管制即獲上位法授權,且近乎不可否決。即使未來白宮再度傾向放寬算力出口,美國國會也握有直接否決工具,也即算力管制的可逆性在制度層面被嚴重削弱。

市場反應甚至早於規則發布。11月4日,《金融時報》披露甲骨文在美方壓力下取消與騰訊約70億美元的東南亞算力租約;英偉達亦被報道要求部分雲合作夥伴將至少51%的服務面向非中國企業。在規則尚未成文時,供應商已先行重估風險,顯示執法預期本身即可產生市場約束。

進入到第三階段,法律阻斷的終極對象並非晶片,而是模型能力。政府若直接限制公開模型權重,勢將面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資訊材料豁免等法律爭議。例如,電腦源代碼(source code)與模型訓練後形成的權重參數,是否構成受保護言論,仍有相當爭論空間。BIS此次新規正式撤銷拜登政府時期《AI擴散框架》(Framework for AI Diffusion)中的直接模型權重管制,亦印證了這一判斷。

但現實中已出現兩種替代方案。第一種是借算力管制間接實現能力管制,把政府管制嵌進獲取算力、模型交付等的每一個環節。比如,政府不直接禁止模型,而是在晶片許可與雲服務客戶核查中,將第三國客戶代受限企業訓練或提供模型納入審查。又如,BIS此次新規甚至將算力管制覆蓋範圍從模型訓練延伸至模型推理,達標規模的算力無論用於預訓練,還是運行先進AI模型推理,都在管控範圍內。

第二種是私營部門自主管制。比如,Anthropic11月12日生效的地區准入,對物理位置、註冊地或總部、受限制地區主體持股或實際控制等情形穿透式拒絕服務。再如,OpenAI新政則要求模型訪問仲介前置審批。私營企業依服務條款拒絕提供服務,原則上不受第一修正案約束,亦無須經過立法程序。公權力管制與私人合規由此相互接力,模型訪問的收緊可與政府管制並行,甚至先行。

從香港視角看中美AI算力博弈

黃仁勳事件之外,另一則關涉算力的報導同樣引發關注。路透社11月5日引述知情人士稱,約60萬枚英偉達H200晶片存放香港倉庫,等待運往內地,但北京尚未批准大規模進口。該數字未獲官方正式確認,卻揭示了一個常被忽略的雙重合規局面:先進算力進入內地,不只受美國出口許可制約,也受中國進口審批與國產替代政策影響。美國管制放鬆或晶片放行並不必然轉化為成交,中國亦正以進口管制控制對外技術依賴的深度。

香港的晶片庫存與「外訓內推」下東南亞雲算力的遠程租用,因而可視作同一監管邏輯的兩種形態。儘管前者涉及實物晶片的轉運、倉儲與進口,後者涉及晶片不動、算力跨境的服務安排,但二者都須查明誰訂購、誰控制、誰使用及最終用途。這一系列圍繞晶片流向、交易主體與算力最終用途的法律問題都將持續成為中美審查、談判與政策調整的焦點,構成雙方算力博弈的常態。而在這種張力關係中,香港非但無法置身事外,更難以繼續扮演晶片中轉或算力通道的角色。也由此,在新秩序下,香港自由港的貿易便利是需要重新賦予其內涵的。一個並不算離經叛道的構想是,香港普通法、國際金融、仲裁與專業服務等的比較優勢,不僅可以消解兩端的合規壓力,更有機會轉化為跨境算力交易的制度基礎設施。也即香港的機遇在於由貿易樞紐轉向規則樞紐。

其一是算力資產管理。晶片可成為抵押品、租賃資產與長期服務現金流的基礎,但估值不能只看型號與數量,還須納入技術折舊、上架率、許可狀態、最終用戶與可轉售性。債權人違約後取得晶片,亦不等於可自由轉售或遷移,再出口與最終用戶變更仍可能受管制。香港可探索算力資產登記、估值、託管、融資與保險,將法律狀態納入資產定價。

其二是關於算力合同及其爭議解決。當雲算力服務商可能因許可未獲批、客戶核查未完成或上游規則變化而中止服務,企業面對的便不只是能否取得算力,更是停供損失與退出成本如何分配。預付租金與多年租約,並不能使企業免受新增管制。此外,法律禁止履行、上游停止供貨、供應商自行提高客戶門檻,責任分配各不相同;預付款退還、替代算力、訓練數據與模型檢查點導出、遷移費用與過渡期,均須在合同中分別安排。香港可提供標準合同、技術專家證據、緊急臨時措施與跨境仲裁,將政策衝擊轉化為可分配、可救濟的商業風險。

其三是如何進行跨境合規證明。未來企業所需不再只是一次性法律意見,而是能持續向監管者(不論中美)、雲算力服務商、貸款人與保險人證明交易合法性的審計記錄:最終母公司、受益所有人、付款來源、真實使用者、訓練或推理用途、模型權屬與權重交付,均可納入可核查的合規臺帳。合規不再只是成本,亦可成為降低融資折扣與交易不確定性的信用基礎。香港對此可提供的,或許正是由律師、會計師、技術審計機構與金融機構共同維護、可供跨境監管者與交易對手查驗採信的合規證明機制。

總的來講,香港的土地、電價與能源條件,不足以支持其單純追求超大規模訓練集群;但香港可承擔接單、結算、融資、合約、知識產權、合規審計與爭議解決,並與內地的算力集群、能源保障和製造能力形成分工。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這種分工顯然不會是制度差異的消極後果,而體現為連接內地產業與國際市場的積極功能。對於黃仁勳事件而言,其終會走到新聞周期的盡頭,但中美算力法律管制的新常態卻才剛剛生成。那批滯留在香港等待批文的英偉達晶片或許代表某種對於尚未成型的算力規則市場的隱喻:擁有算力多少固然重要,但誰能進一步讓跨境算力交易獲得信任,誰便能在新一輪全球AI競爭中占得先機。

作者鄧凱是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高級研究員、法學博士。

「律政思」是由法律專業人士主筆的法律評論專欄,旨在以專業視角,剖析國際、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發展、法治建設及相關社會議題,深化公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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