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皇登基大典林鄭滑手機？　特首應挽回國際對港信心

10月22日日皇德仁的登基大典上冠蓋雲集，惟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被指形單隻影，更被日本傳媒發現，她在嘉賓席上滑手機。另一鏡頭則發現，代表習近平出席的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跟臨時代替美國副總統彭斯的美國運輸部長趙小蘭席間交頭接耳，雙方言談甚歡。此時正值兩國貿易戰正酣之際，而趙小蘭家族在大陸有不少生意往來，被視為特朗普內閣中的潛在爭取對象，王岐山與趙小蘭傾談，內容有否涉及貿易談判不得而知。不過從此類場合上跟別國政府高層建立個人關係，難保一天不會在哪個談判之中發揮作用，此亦是國際關係101中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中「代理人」（agents）與「結構」（structure）相互影響的一說。

北京面對中美貿易磨擦，香港特區政府亦面對一場九七以來的最嚴峻的政治危機。歷時四個月的反修例示威運動，令香港再度成為全球關注之焦點，許多海外傳媒對港負面報道。美國眾議院日前更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亦重新審視《香港關係法》中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關稅地位，明顯對特區政府落實「一國兩制」之決心及能力有所懷疑。當香港身處風急浪急之政治危機，營商環境疑慮受外界質疑之際，獲邀出席日皇登基大典的特首，有否把握機會向外國政要宣傳香港，解說香港當前局勢及建立他們對「一國兩制」之信心？若然她只知滑手機，便不禁令人搖頭歎息。

涉及關係影響營商環境

雖然《基本法》第十三條訂明，特區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負責管理。2010年菲律賓馬尼拉發生挾持人質事件，時任特首曾蔭權兩度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要求交代事件，更被鳳凰衛視評論員阮次山批評其無權致電菲國元首。不過從香港身為國際奧委會、世界衛生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獨立成員，亦是日本天皇登基大典的入幕之賓，可見特區首長雖然非掌管外交事務，在涉外關係卻仍有一定角色。《基本法》第十三條亦訂明，香港可在中央授權下自行處理有關之對外事務。

況且在日皇登基大典上與各國政要建立個人關係，推銷香港以挽回外國投資者對本港經濟前景之信心，不涉官式外交層面，是林鄭月娥可做並應做之事。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各國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正是為推銷及處理香港對外商貿關係而設，本年度更撥備逾四億元公帑。反修例風波使港美關係受挑戰，本港不同政治勢力紛到華盛頓向美國政客游說，表達支持或反對《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的立場，雖然我們絕不認同美國政客作此等「長臂管轄」政治操作，但也要質問香港駐華盛頓經貿辦有否盡努力表明港方立場？身為一區之首的林鄭月娥及一局之長的邱騰華，除不斷發聲明為外國對港之批評及信用評級機構降級辯駁之外，有否發揮積極角色，在國際社會爭取支持呢？

香港在國際社會中長期具有獨特地位，近日熱議之《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與1992年通過之《香港關係法》息息相關。後者在六四之後面世，其時香港人心惶惶，美國朝野承認香港獨立關稅區，並密切監察「一國兩制」於九七後之落實情況；雖然這條法案說到底仍是維護美國在港利益，但也說明了香港其中時在國際的特殊位置。其時從港督彭定康到李柱銘等政界重要人物，都積極打通美國政界人脈網。

AO特首有否國際視野？

彭定康之前的港督亦不乏國際關係人才。身為政治經濟學家之第四任港督寶寧（John Bowring）曾以英國駐華商務總監身份與暹羅簽訂英暹通商條約。第十四任港督盧吉曾參與英國開拓非洲之事業，更寫下《英屬赤道非洲的雙重授權》（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之經典殖民地研究著作，提出「間接管治」之概念。戰後第二任總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於1954、1956、1958年三度赴美，向美國公眾力陳香港於韓戰後作為美英接觸中國大陸重要窗口之戰略地位及西方「自由世界」之象徵，並解釋英國在港對北京採取既不挑釁亦不綏靖之政策，爭取美方支持英國在港統治。

九七回歸後，香港憲制地位全面改變，但正如前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在對外事務上仍獲賦予頗大空間，然而歷任特首之涉外工作卻「一蟹不如一蟹」，首任特首董建華於美國政商界尚有可觀人脈，後來的曾蔭權與梁振英均無法比擬。林鄭與曾蔭權同樣出身自公務員體系，國際視野是否亦因此受局限？如今香港正處於九七以來最猛烈的政治風暴當中，究竟在國際場合上，林鄭能否肩負香港特首之職責，向國際社會爭取挽回香港之聲譽呢？特首除了要真正跟香港市民「we connect」，也須帶領特區政府與國際社會「we connc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