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在黨內逼宮壓力和地方選舉慘敗下，施紀賢（Keir Starmer）宣佈辭職。這位在2024年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的英國首相，執政還不到兩年，就步了其諸位前任的後塵。這意味着包括施紀賢在內，十年內已經有卡梅倫、特蕾莎、約翰遜、特拉斯、辛偉誠等六位首相如走馬燈般上任卸任。最誇張的是特拉斯，因為激進減稅引發英鎊暴跌、金融動盪，上任僅45天就被迫辭職，創下英國史上任期最短首相的紀錄。

施紀賢反映的「英國病」

施紀賢下台的三大直接原因是脫歐後遺症、生產率低迷及選民耐心崩塌。這些結構性痼疾同樣是前五任首相下台的魔咒，而導致政權流轉的制度失靈卻始終懸而未決。

1688年英國爆發光榮革命，1689年《權利法案》以法律形式確立英國憲政體制，使英國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資本主義憲政國家。之後，在19世紀至20世紀又經歷多次議會改革，使得英國的現代議會民主制最終完備。這套向來被西方政治學家稱為「現代民主政體」的制度，讓英國迅速崛起，成為第一個真正意義的全球霸權、「日不落帝國」。英國人總是以此為傲；但如今，面對顯而易見的問題與挑戰，這套制度卻陷入戲劇性空轉，只是人們仍然寄希望於通過更換首相來作為「藥方」去治「老病」。

寄生於這套制度的政黨與政治人物，更是樂此不疲。他們通過憲政制度下的政權合法更迭逃避責任，不用背負瀆職罪責，也不用被政治清算。英國的政治理論家們也為這套制度背書，認為它代表了西方核心價值——自由、民主與權利。選民則一次次把他們看上的政治人物送上舞台，然後又一次次用選票把他們拉下舞台，在期望與失望中反覆循環，好像每一次都行使了民主權利。從政黨政治人物到政治理論家，再到選民，這個閉環裏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恰到好處的位置和可以邏輯自洽的道理，也都沉浸在這套閉環裏自欺欺人。

「英國病」也是「西方病」

英國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發源地，也是第一個建立西方憲政制度的國家。其他西方國家的憲政制度要麼是照抄英國，要麼是以英國為參考，結合自身在革命或獨立過程中的權力結構與利益分配而建立，包括被認為是現代民主制巔峰的美國。

諷刺的是，如今不僅英國出現了導致施紀賢下台的「英國病」，其它模仿或參照英國建立起西方憲政制度的國家，包括美國，也出現了同樣病症。事實上，撇除「脱歐」這一因素，當下英國身上的問題，也都體現於歐美各國。

首先是歐洲——經濟層面，歐盟在2008年的全球經濟總量佔比約為30%，到2025年降至17%，僅用17年就喪失近一半的全球經濟權重，墮落速度是當年清朝的三倍；政治層面，各國都陷入多角利益紛爭，根本無法達成共識，極小議題也會引發政黨拉鋸中陷入無窮對峙；科技方面，新一輪以AI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在中美兩國如火如荼，但是歐洲除了茫然與恐慌，幾乎沒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果，也沒有任何可行的行動方案。社會面的經濟危機、能源危機、生產效率問題、貧富分化問題、群體撕裂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動盪，乃至於局部戰爭等，每一天都在拉扯着歐洲各國的神經，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拿出解決辦法。

美國則以另一種形式患上這種病。雖然美國社會比歐洲更有活力，科技革命和中國一樣熱火朝天，但其核心症狀和歐洲毫無二致。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特朗普主義」本身就是這種病症的集中反映。而身為全球頭號超級大國，在與一個被長期制裁的落後中等國家的戰爭中並沒有獲勝，更是極其殘酷地映照出了這種疾病的嚴重程度。

事實上，西方那套原本引以為傲並向世界各處推銷的制度模式早就推銷不出去了，那套新自由主義的主張早在本世紀初就已經顯而易見地失靈了。從世界金融危機，到歐債危機，到英國脱歐，再到「特朗普主義」在美國興起，都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問題就製造更多問題轉移問題，已經成為西方最駕輕就熟的套路。最近西方國家內部政治上更激烈的變化，以及不斷在各國之間爆發的紛爭乃至戰爭，只不過將這一切更顯性化罷了。

「西方病」的對立面

就在歐美焦頭爛額、互相拉扯的同時，另一些事情也在悄然發生。最近，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召開特別會議，審議並批准經濟和社會改革方案，涵蓋23個領域的176項改革措施。改革覆蓋行政架構、產權制度、金融體系、民生保障等多個領域，清晰勾勒出「堅持基本制度+引入市場機制」的改革框架。在美國重壓之下，古巴突然打出改革拳，表面上看是要通過改革進行戰略自救；實質上，任何人都看得出來，其整個改革的頂層設計幾乎就是當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翻版，是中國模式開始在古巴被付諸實踐。

在古巴之前，越南也仿效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行政精簡改革，朝鮮的「先軍政治」也已作悄然轉變。而在最近幾年以來，每年都有大批新興國家、「全球南方」國家的領導人到中國訪問，他們在和中國進行雙邊政治、文化交流與經濟貿易往來的同時，無不對中國的發展成就，特別是創科領域的「彎道超車」和國家治理模式表現出濃厚興趣——就如同歐美當年對英國表現出的興趣，以及後來其它國家對美國表現出的興趣一樣。

何以如此？因為中國從一個後發、落後國家的發展崛起，給他們提供了新的參考座標。這些原來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表現出疑慮，或以西方為模範的國家，經過長期對比與實踐發現，原來在西方制度模式之外，還有更適合於他們國家、對他們更具參考意義的模式可借鑑。而且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不像美歐那樣對他們盛氣凌人。

中國不是沒有問題，事實上，一些困擾西方國家的社會問題，比如民粹的泛濫，貧富差距拉大和AI等科技革命帶來的在社會結構與價值倫理上的嚴峻挑戰等等，中國同樣存在。但和西方相比，中國無論在政府抑或是在民眾層面，都沒有人逃避問題，反而都在積極面對和解決問題。中國從一個落後國家，崛起成一個全球國家的過程，正是長期直面問題和持續解決問題的過程。這一點和重病纏身的西方形成鮮明對比，也是中國模式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