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名字，曾經與美國的經濟繁榮劃上等號。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稱之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中央銀行家」，這位1987年至2006年在任的聯儲局主席被《時代》雜誌譽為「拯救世界委員會」核心人物，長期以來被奉為能夠以精準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大師」——直至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格林斯潘神話」應聲破滅。

格林斯潘於1926年出生於紐約，二戰結束後在紐約大學修讀經濟學，對當時主流的凱恩斯理論沒甚興趣，熱衷於鑽研技術數據。 在尼克遜年代他獲提名為白宮經濟顧問，到上任時總統已換成為福特。到了1987年接替伏爾克（Paul Volcker）出任聯儲局主席，當時未必很多人能料到，其任期將是聯儲局歷來第二長，僅次於1951至1970年在任的小威廉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

迷信市場的「非理性亢奮」

「格老」的政策核心可以追溯至他對放任自由主義者Ayn Rand的推崇。後者視「自私」是一種宏大的力量，格林斯潘亦認同金融市場不受約束，蔑視政府的監管，以為市場能夠透過「自律」來達致均衡。他推崇「大穩健」（Great Moderation）理論，接任的伯南克同樣將低通脹視為經濟穩定的充分條件，以為只要通脹受控，金融體系就能在技術進步與自我創新中繁榮穩定。

然而，正如印度經濟學家拉詹（Raghuram Rajan）曾經指出，風險往往在經濟繁榮時被隱藏，資產價格在羊群效應下脫離基本面，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掩蓋系統的脆弱。格林斯潘忽視了明斯基（Hyman Minsky）的洞見——金融市場總是不穩定的，投機泡沫與其說是外來衝擊，其實更是經濟發展周期的必然產物。格林斯潘對「非理性亢奮」的口頭警告只是無力的修辭，他在實際政策層面上彷彿袖手旁觀，任由泡沫在金融體系內部形成。

「熱錢」泡沫等同「市場暴力」

美元作為環球主要貨幣，格老的影響力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推動下，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將「金融自由化」包裝成「經濟現代化」的唯一途徑，實則將新興市場置於國際投機資本之中。正如經濟學家Dani Rodrik所言，這種資本操作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命脈置於倫敦、紐約等金融中心的操盤手之下。表面上促進發展，實際上卻剝奪了這些國家的政策自主權。當「熱錢」湧入時，資產價格被推高，產生虛假的繁榮；當風險出現時，資金迅速撤離，將這些國家遺棄在金融廢墟中。

格林斯潘曾嘲諷「熱錢」這類說法，聲稱只是資金逃離的地方出了問題，但這種論調恰恰掩蓋了美國貨幣政策對全球金融不穩定的輸出。透過向全球輸出金融化模式，美國不但沒有幫助其他國家發展實體經濟，反而促使他們陷入反覆的債務危機中。IMF隨後扮演了收割者的角色，在危機爆發後以救助為名，強迫這些國家實行緊縮政策，損害當地民生，將本應由金融業及債權人承擔的風險轉嫁給主權國家與人民。稱其「市場失靈」也只是美化，本質上有如權力與資本共謀的「市場暴力」。

實體經濟被犧牲加劇不平等

即使在美國國內，格林斯潘的政策令市場相信所謂的「格林斯潘期權」（Greenspan Put），期望聯儲局總為華爾街的冒險行為「埋單」。銀行只要大到不能倒，聯儲局最終定會出手救市。惟金融化帶來的財富大多流向了頂層的金融精英，而廣大打工仔卻面臨收入停滯，以至是失去住屋的風險。當金融體系最終崩潰時，政府運用公共資金拯救造成危機的銀行，數以百萬計的美國普通家庭卻失去了家園。政府的權力被用來維護金融寡頭的利益，而非保護社會大眾的安危。

格林斯潘以降的美國貨幣政策若然有所啟示，就是若脫離了經濟基本面，忽視實體經濟福祉，甚至迷信於自由放任市場，必然導致經濟災難。相反，貨幣政策必須抑制資產泡沫、防止過度槓桿與金融投機。對債務與金融風險的監管，有時甚至比通脹水平更關鍵。再者，貨幣政策應該促進充分就業，平衡資本與勞動的議價能力，而不是透過金融化手段助長尋租經濟，央行更不能成為華爾街的附庸。根本而言，金融應該服務實體經濟。美國資本市場泡沫化，無視能源危機以及通脹風險，置環球經濟於崩盤可能之中，恰恰說明了「金融化」的狂歡必須結束。

格林斯潘的百歲辭世，正值新自由主義與美國金融霸權的黃昏。特朗普無法以軍事脅迫令伊朗，反而將其外強中乾的本質暴露無遺。種種跡象表明，美國依靠強權任意收割全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環球經濟秩序的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各國正在告別格老所代表的「放任市場、金融掠奪」年代。未來的貨幣與經濟秩序必然建基於多邊主義、主權平等以及金融監管的原則之上，擺脫美元帝國主義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