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獨立250年 世界見證了什麼?

撰文:01主筆室
出版:更新:

在美國,幾乎每個人都知道《聖經﹒出埃及記》的這個故事:由於領袖摩西遲遲沒有從西奈山下來,在曠野中感到迷茫和恐懼的以色列人,為了尋求眼前的安全感和慰藉,用黃金鑄造了一隻牛犢,對着它跳舞並說「這就是帶我們出埃及的神」。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總統特朗普周六(7月4日)慶祝美國獨立日的時候說:「這是自由之邦。這面旗幟代表着有史以來最卓越不凡、最奇妙的國家,而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做得更好⋯⋯美國250年來都是世界各國的希望、寄託、明光和榮耀;全世界沒有人能及我們。」

250年前,亦即1776年的7月4日,傑佛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得到約翰亞當斯、富蘭克林等其餘55名來自13個殖民地的代表通過,在費城一同宣告北美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建立自由獨立之邦。「人人生而平等,上天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他們如是宣稱。

18世紀立國實驗
今天是否很成功?

沒有君主或者貴族,沒有世襲特權,甚至沒有封建社會的依附關係,在18世紀的歐洲世界,13州的立國構想毫無疑問是難以想像的。事實上,對於開國元勳而言,美利堅更像是一次政治實驗。若然知道美國屹立了兩個半世紀而不倒,他們大概會感到驚訝。華盛頓因為目睹黨派之爭的興起而失去信心,咸美頓認為聯邦政府的約束力不足,亞當斯慨嘆人民缺乏公民美德,傑佛遜擔心奴隸制的蔓延將引致各地分裂。除了麥迪遜算是比較樂觀之外, 他們大都認為美國這個憲政實驗正朝向失敗,不太可能延續到他們之後。

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黨爭是民主政體的致命傷。由於其根源植於人性,因此無法完全避免,只能透過體制減少影響。比起直接民主,他認為代表制度能有效分散以及制衡各派系的利益,遏制多數的暴政,在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取得平衡。惟今天美國人所看到的,是兩黨利用選區劃分來謀算議席;是政黨即使在普選票中輸掉數百萬張選票,依然可能同時控制白宮、國會和最高法院;是K街由資本家、金主和利益集團作主,有錢人的政治影響力如同二合為一。無論是民主黨或是共和黨執政,基層以至是中產的聲音都得不到重視。美國人發現自己投給誰也好,都是付不起錢看醫生,建基都得不到改善,社會仍然是路有凍死骨。愈來愈多人不再信任民主體制,寧願追隨民粹KOL。

民主淪選舉工程
公義簡化成擇優

不只是民主淪為純粹的選舉工程,社會公義亦被簡化為名不副實的「擇優主義」(Meritocracy),宣稱在美國只要努力,就能走得遠、爬得高。表面上機會平等,以致菁英的贏家自詡成就全憑一己付出,考不上大學、得不到一份工作的人只能以為是咎由自取。但實際上由學校到市場,美國向資本傾斜、階級不平等是何等根深。反歧視的《民權法案》通過了不只60年,美國沒有隔離政策卻依然無處不是隔離——有錢人將孩子送進私立學校,居住在獨立自成的社區,享用私人醫療與設施。當一場NBA冠軍戰的門票叫價上萬美元的時候,獲得球隊班主邀請安坐包廂的特朗普,坦言現實是沒有錢的人只可以看電視直播。仿佛在美國,根本不應該疑問為什麼貧富差距可以那麼巨大。

面對着大大小小的社會問題,進步派沉迷於身分政治,用不斷擴大、脫離傳統的「覺醒認同」來填補精神的真空,右翼則因為自己熟悉的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被邊緣化而充滿怨恨,同樣自以為在捍衛真理。加上矽谷精英精心營造的虛擬空間,沒有人再要面對真實的他者,而是在同溫層不斷放大偏見。在同一天裏,看到的是特朗普的偉論、官方的煙花,抑或泰勒絲(Taylor Swift)的盛大婚宴、自由派的文化盛會,只視乎你置身於美國哪一個迴音谷之中。

山上之城畫圖騰
城內不堪在眼中

如果泰勒絲是美國左翼的圖騰,馬斯克可以說是右派的偶像。他反對「覺醒文化」,全面批判自由派的性別主張、DEI(多元、平等和包容)議程,大舉資助共和黨和保守派政客。白人、男性、科技巨頭、加密貨幣投資者、自由市場主義者,他就像美國個人主義、適者生存論、資本就是「王道」的化身。

幾乎沒有人可以否認,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試圖以軍事與經濟實力震懾世界,但美國建國初期不乏「王道」的理想,希望以身作則成為世界的榜樣。1630年清教徒領袖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在前往麻薩諸塞之時提出「山上之城」的比喻,原意並非自比天選之人、建構「美國例外論」,而是在「我們將如同山上之城,舉世矚目」之後緊接着說,「在我們所承擔的這項事工中,倘若我們對上帝心存虛假,以致其收回現今給予我們的幫助,我們必將成為全人類的笑柄與話柄」。這座城既然位於山上,意味着它既要成為自由世界的燈塔,讓歐洲那些腐敗的帝國心悅誠服,同時無從掩飾自己的腐敗。不論是貧富懸殊、無日無之的槍擊案、社會撕裂抑或是政治暴力,這座城的不堪是所有人都看在眼裏的。

偉大也會陷入狂妄
虛心改革才是王道

兩個半世紀前的美國開國元勳固然沒有讀過中國的孟子,但「山上之城」的概念其實契合「王道」。只是美國後來開始相信自己的「力」可以推行它的「德」,才走向了「霸道」的路線。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美國試圖用強大的軍事力量移植民主制度,結果世界看到的不是文化感召,而是無盡的戰火與混亂。當維持「霸道」的成本愈來愈高,其他國家的實力甚至追趕上來,美國無可避免感到焦慮。這時候中國強調文明平等、互鑒,主張以「交流」超越「隔閡」,與其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偉大如美國也可以扭曲自由和民主,膜拜意識形態如金牛犢,誰可以自信不會落入偏見或者狂妄之中?如果「繁榮」和「穩定」曾經蒙蔽香港的眼睛,我們現在應該意識到沒有關懷弱勢、休戚與共的「繁榮」不算繁榮,不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的「穩定」不是穩定。不論要行之50年抑或是屹立250年,虛心認清自己若是第一步,實事求是改革就是第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