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文憑試周三（7月15日）放榜。今年共有5.8萬多名考生報考，其中4.6萬多人是學校考生。考獲學位課程普遍入學要求（即332A33水平）的日校考生比例，較過往五年平均略高。今屆14男10女、共24名考生成為「狀元」，屬歷屆最多，分別來自15間學校。其中大部分人打算修讀醫科，文科生「狀元」則有意進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強調，本港學位、副學位課程和其他專上教育加起來有五萬多個學額，所以考生總會找到屬於自己、適合自己的路徑。然而，什麼才是屬於自己的路徑，怎樣才算適合自己，恐怕不只應屆考生，即使是經常了四年大學教育的畢業生，也無法清楚說明。尤其是人工智能（AI）迅速發展，AI比我們能夠更快速地分析更大量資訊，什麼職業可以「保住飯碗」，哪些行業不會被科技淘汰，基本上是所有大企業高管都在問的問題。

全球半導體巨頭輝達（Nvidia，英偉達）創辦人黃仁勳最近就指出，AI時代的教育不應該是放棄傳統學科去追逐編寫程式，因為科學和數學依然是理解世界、高階邏輯推理的基礎。隨着生成式AI的發展，語言始終是用來命令和操控AI的工具，他甚至半開玩笑預測，「英文系畢業生未來可能會是最成功的」。AI時代的教育，顯然要培養學生更語言表達、邏輯論證與跨學科能力，讓他們能精準地與AI「對話」。

毋庸諱言，香港學生能同時掌握母語級別的中文和高水平的英語能力，加上數理基礎訓練極為扎實，在AI時代，相信更能夠適應演算法、數據分析等需要。然而，不乏家長擔心文憑試課程依然依賴背誦知識、套用框架等來評分，培養出來的高分學生將來進入職場，可能會面臨被AI邊緣化的風險。相比之下，他們認為國際文憑（IB）、國際高考（IAL）等更著重於評估學生對思考的思考，例如前者的知識論（TOK），在AI時代或許可以保持優勢。

翻查數據，在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就讀的學生佔比已從2012年的82%跌至目前的76%，同一時期直資、國際學校和本地私校的學生人數都在上升。本地學校（即撇除國際學校）在2013/14年度約有6.7萬名中六學生，2014年文憑試首次報考日校考生接近6.4萬人，即是超過95%；在2025/26年度本地中六學生近4.7萬人，但文憑試考生只有4.3萬人，佔比跌至91%。家長的選擇誠然包括很多因素，但從考答案轉向考過程與批判力，卻是AI時代教育及考評必須朝向的原則。

以新加坡為例，他們近年改革了高考制度，專題作業改為只計合格與否，降低分數導向的內耗，鼓勵學生在感興趣的領域發揮更大自主、創造力與跨學科協作；從今年大學招生起，第四科主修不再預設計入總分，以鼓勵學生跟隨興趣選擇科目，而非僅挑選容易拿高分的學科。新加坡教育部在推出AI功能時，特別強調避免學生過度依賴AI且不願動腦，不同工具透過問答引導學生主動思考，而非直接提供答案；學生必須完成基礎課程，深入了解AI的運作原理、其帶來的優勢與潛在風險（如假訊息、偏見），從而學會如何將AI轉化為自己學習的輔助工具。

相比起可以由AI生成的文字報告，不少大學愈來愈重視學生的口試能力，例如強制必須參與討論、課堂簡報，甚或與教授一對一口頭答辯，以確保學生是真正自己思考，能夠嚴謹地論證。即使是專題研習、寫作報告等，教師也可以現場提問「為什麼用這個方法」、「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直接了解學生的批判思考與真實理解。甚至進一步而言，未來的人才須要找出AI的錯誤、寫出修正過程，論證為何AI會出錯等，教育和考評方式無可避免地要讓學生具備高於AI的審視與決策能力。

全球化的世界碰上AI浪潮，知識和能力都在重新定義，家長的選擇、人才的流向都不會受地理界線所限制。世界各地都在爭奪能駕馭AI的未來人才，香港若然固步自封，只能眼睜睜看着人才流向其他城市。在這場沒有硝煙的競賽中，教育與考評體制的改革不再是香港關起門來的內部升學事宜，而是直接關乎這座城市未來核心競爭力。教育與考評的演進從來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識變、應變、求變才能在AI時代培育出有競爭力的下一代。局長蔡若蓮向考生說得好，「有一個問題，始終只有你們自己能夠回答，就是『我希望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同樣地，我們希望香港成為一個怎樣的城市，也是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