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由美國擔任輪值主席國，財長會議日前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阿什維爾（Asheville）舉行。在中情局局長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低調訪問莫斯科後，俄羅斯財政部長西盧安諾夫（Anton Siluanov）周一（8月31日）現身美國出席會議，歐洲代表當然為之不滿。特朗普重啟關稅戰，尤其是處處欺凌加拿大，同樣為矛盾所在。不合群的美國要將矛頭轉移，最方便的做法自然是突顯出與中國的差異——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發表「主席聲明」，聲稱由於中國反對草案的第4、10、11及13段，G20財長會議無法達成聯合公報。

「主席聲明」第4段強調要確保能源、糧食、化肥及「關鍵礦物」等供應鏈順暢運作，並特別點名要維護霍爾木茲海峽及全球海域的自由安全航行。西方媒體將此解讀為針對中國將關鍵礦物（如稀土）武器化，以及實施出口管制。但是美歐要求中國無限制出口「關鍵礦物」的同時，不也是對中國綠能產品高築關稅壁壘？將「霍爾木茲海峽航行權」寫入財長公報，也只會將地緣政治安全議題帶入經濟論壇，無助解決當前由美國發起的伊朗危機。

美式金融霸權的內耗

第10段呼籲各國採取措施消除「非市場政策與做法」，並點名「具有過度且持續外部順差的國家」應該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促進國內消費。事實上，西方一直歸咎中國實施大規模國家補貼、製造「產能過剩」，將大量廉價電動車、電池和綠能產品傾銷全球，壓垮西方的製造業。但貿易順差到底是來自於所謂的「非市場政策」，抑或中國完整的產業鏈、高儲蓄率與製造效率？不但「十五五」規劃將「擴大內需、投資於人」列為核心，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出席G20阿什維爾會議後，亦在新聞稿強調要「全面、客觀、平衡看待全球失衡問題」。一方面中國正在推動擴大內需與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西方簡單歸咎於「中國產能過剩」，只會忽略自身產業競爭力衰退的問題。

「主席聲明」第11段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經合組織（OECD）改進數據，擴大對各國「非市場政策與做法」的調查與監測。乍看之下，這是透過獨立第三方國際機構，建立全球透明度與公平競爭規則，然而OECD本身就是西方富國俱樂部，IMF的話語權更是長期由美歐掌控。將國際機構「武器化」，以定義與調查何謂「非市場行為」，等同於讓美國兼任裁判，建立專門針對中國產業政策的審查體系，這是中國沒有可能同意的。

財政部除了強調「全球失衡問題」之外，新聞稿亦提出「通過促進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明顯是針對「主席聲明」第13段的分歧而來。美國主張集體行動與公平分擔負擔，處理高負債國家的債務，背後是將全球南方國家的債務危機歸咎於所謂的「債務陷阱」，指摘中國沒有配合西方主導的減債方案。然而全球債務危機的真正根源，在於美聯儲高利率與美元升值帶來的資本外流與巨額利息負擔。中國主張透過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來提高還款能力，而非逼迫債務國接受西方金融機構的偏頗條款，更拒絕接受西方主導的減債規則。

甩鍋中國救不了美債

G20財長會議召開的同時，金融市場正經歷一場美債拋售潮，美國為首的多國長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逼近4.8厘，30年期國債收益率處於5.2厘以上，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自1996年以來首次升穿3厘，英國30年國債息超過5.8厘，為1998年以來最高。毫無疑問，美債不再被視為無風險的安全資產。美國聯邦債務已經突破40萬億美元，特朗普政府寄望於關稅和強迫美元貶值，卻不正視製造業及生產力、人力資本投資等根本問題，如何解決經濟結構失衡？無怪乎全球資本加速離開美債市場。

G20財長會議的僵局表面上是文字之爭，本質上是兩種發展路徑的碰撞。美國傾向於用金融手段來「解決」問題：失衡就靠壓制出口，債台高築就靠金融重組。中國堅持實體與發展視角：失衡要靠發展內需與技術升級，債務要靠投資建設、把蛋糕做大。貝森特利用「19比1」的聲明表決，將中國形容為不合作的異見者。然而，中方透過產業政策引導長期投資，形成極強的供應鏈韌性，反對的是將「市場」等同於「西方制定的規則」。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期待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月底到訪，但他是否正視中國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堅持，這是很大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