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統計處早前公布，2025年中至2026年中，只有2.97萬人出生，創下1960年代有紀錄以來新低。面對這場關乎未來走向的人口危機，政商精英所呈現的公共討論質素，卻比「少子化」更令人擔憂。從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主張「生產次貨避孕套以刺激生育」，到立法會議員李廣宇將「生育率低」歸咎於「雪卵技術給予女性虛假安全感」，再到另一代議士陳家珮以泛道德化的「生仔工具」進行情緒反擊，我們卻看不到任何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思考，而是不約而同地迴避了這場生育危機的核心。

施永青倡「次貨避孕套」
迴避地產霸權罪魁

施永青本身也是免費報紙《am730》創辦人，定期在專欄評論時事，偶爾語出驚人，最近更是引發巨大爭議。他早前撰文提出，避孕套的發明，才是生育率下降的罪魁禍首，因為它破壞了「上天為生育提供的獎賞機制」，讓人得以享用性樂趣、而又免於承擔生育代價。他因而建議政府勒令工廠生產一定比例的「次貨避孕套」，讓更多女性意外懷孕。這套「次貨避孕套論」，旋即引來方方面面的批評，直斥施永青「無稽」、「荒謬」、「離地」。當中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他將人類複雜的社會繁衍行為，退化成為只靠一時情慾驅動的動物本能，完全無視了現代人類生育決策背後，所面對的沉重負擔和複雜考量。

事實上，若問今天香港的年輕夫婦為何不願生育，相信沒有人會回答「避孕工具太方便」。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發表的「港人生育意願調查2025」報告顯示，逾九成受訪者認為最大影響是「經濟壓力」，另有逾八成認為與「自由需求」、「工作繁忙」、「房屋短缺」息息相關。可以說，動輒七、八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超高樓價，早已令年輕人擁有獨立生活空間成為奢望，更別提連中產家庭都感到吃力的高昂生活成本，甚或缺乏家庭友善政策而導致雙職家庭疲於奔命的職場環境，無一不是港人夫婦生育的障礙。

施永青作為地產代理龍頭企業老闆，長期享受「地產霸權」帶來的巨額紅利，卻對高樓價這一抑制生育意願的根本原因隻字不提，反而指責市民「逃避生育責任」。更令人側目的是，文章引發眾怒之後，他又再撰文辯稱「相對某些更開放的見解，我的觀點實在小兒科」，又指自己「逆群情的目的，是想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待社會發現別的方法難見成效時就會回頭考慮，屆時政府將會具備推行強制生產「次貨避孕套」的條件云云。姑勿論他的離經叛道能否啟發積極討論，他肯定為他個人和名下報章帶來了相當積極的討論度。

李廣宇指「雪卵推遲生育」
無視打工仔女生育苦衷

施永青的生育狂想風波尚未止息，工聯會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李廣宇就「跟車太貼」，撰文將「雪卵」（冷凍卵子）技術指控成為人們延遲生育的「隱形推手」。他認為，商業宣傳之下，現代女性產生了一種誤以為可以無限延伸生育期限的虛假安全感，從而選擇繼續觀望；然而，人工受孕的成功率將會隨年齡遞增而下降，當人們越傾向以雪卵作為保險，結果只會產生越低迷的生育率。李廣宇和施永青一樣，所謂分析皆是極其嚴重的因果倒置。

現實中，試問有哪一位女性會單純因為雪卵技術而推遲生育？她們生育與否，從來都不是因為科技提供了誘因，而是因為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困境：可能是高昂的生育負擔，導致她們必須花費更多時間累積足夠經濟基礎；可能是嚴重的職場歧視，導致她們一旦懷孕就要面臨升遷受阻甚至失業風險；也可能是傳統婚戀關係和家庭觀念備受衝擊，導致她們還沒找到合適且願意共同承擔育兒責任的伴侶......原因還有很多，但「雪卵」肯定排得靠後。

重重壓力之下，雪卵技術只不過是現代女性在面對「生理時鐘」和「社會現實」的劇烈衝突當中，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風險管理工具，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無奈的退路。李廣宇卻將這種避險行為扣上「推遲生育隱形推手」的帽子，就像是把落水者的救生圈說成「溺水元凶」一樣。更加令人遺憾的是，作為勞工界的代表，李廣宇理應最清楚打工仔女為何不願生育的苦衷，也本該在立法會內積極推動修訂《僱傭條例》、爭取更完善的產假和侍產假、要求設立更多社區托育中心，但他卻將槍口對準身處困境中的女性，冠冕堂皇地呼籲「有仔趁嫩生」。難怪坊間總有不少聲音質疑，立法會議員的議政質素堪憂。

陳家珮以情緒化反擊
無助務實理性討論

面對李廣宇的言論，被指定為「葉劉淑儀接班人」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珮迅速撰文回應。她以強烈的女性主義立場，指責「有仔趁嫩生」是包裝過的「封建思維」，批評這種言論將女性降格為受限於生理時鐘的「生育工具」。我們完全理解陳家珮捍衛女性權益的立場，但我們同樣無法認同她的論述，因為當中同樣存在盲點，並且流於情緒化的表達。

陳家珮高舉「政治正確」、搬出「道德審判」，卻也迴避醫學事實和生理規律。儘管李廣宇文章錯誤分析因果，但他所引述的醫學數據，例如40歲以上女性解凍卵子進行人工受孕的活產率顯著下降、高齡懷孕的生理風險加劇等，卻是實實在在的客觀理據，不會因為人的信念或意志而有所改變。陳家珮把這些提醒視為「封建綁架」，多少有些過度演繹。

她把「生理限制」和「自主權利」放在對立面，固然贏得了立場上的掌聲，卻也讓討論陷入了「非黑即白」的尷尬，變相壓縮了實事求是尋求平衡的空間。再者，陳家珮除了表態呼籲尊重女性之外，並沒有提出任何解決女性生育困境的建議。如果公共討論只有道德宣示，那些夾在職場壓力和生理時鐘之間的現代女性，恐怕無法得到任何實質保障。

少子化是集體消極抵抗
挽救生育率不需要奇招

這場由施永青引發、李廣宇和陳家珮接力的鬧劇，正正呈現了香港公共討論場域日益失焦的困境。從施永青主張「生產次貨避孕套以刺激生育」，到李廣宇將「生育率低」歸咎於「雪卵技術給予女性虛假安全感」，再到陳家珮以泛道德化的「生仔工具」進行情緒反擊，他們都繞過了香港生育危機的真正核心——結構性的分配不公和制度性的支援缺失。

香港出生人口跌破三萬大關絕非一日之寒。這是一座城市的年輕世代，在面對上述種種問題時，集體作出的「消極抵抗」。當一個社會無法為年輕人提供具備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未來、無法讓適齡女性在發展事業的同時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撫養下一代，任何圍繞「生物本能」、「科技誘惑」或「道德立場」的爭論，恐怕都是沒有太大作用的「隔靴搔癢」。

挽救香港的生育率，不需要荒誕奇招，不需要道德指控，更不需要政治口號。特區政府可以做的也有很多——將房屋政策向育兒家庭傾斜，進一步降低居住門檻；強制最高工時、推行彈性工作、消除職場對育齡女性的隱形歧視；大規模興建公營托育中心，大範圍發放育兒津貼，直接減輕養育負擔；擴大公營醫療對於輔助生殖技術的資助等等。但對於公共討論素質的提升，恐怕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而是需要各界精英跳出流量枷鎖、摒棄政治作秀，秉持科學理性、回歸人文關懷，香港的公共討論，才能真正獲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