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場嚴重騷亂席捲法國，並迅速向歐洲多國蔓延。星星之火始於巴黎南郊凱代爾（Créteil）的一所高中。自9月16日開始，這場因為師資短缺和教育資源匱乏發動的學生罷課，被法國社會氣氛點燃，工會、農民、氣候組織和市民群體相繼加入，變成「反對財政緊縮、抗議生活成本、公共服務萎縮」的全國性抗議，進而引發大規模街頭衝突。

政客各懷鬼胎各執一詞

官方預計，9月17日全法有55萬人上街，巴黎佔11萬人；總工會則稱達到80萬人。騷亂覆蓋巴黎、里昂、馬賽、里爾、波爾多、斯特拉斯堡等核心城市。示威者在巴黎街頭焚車砸店，里昂旅遊局分支機構被縱火洗劫，馬賽與里爾市政廳遭闖入破壞，一座具143年歷史的市政廳甚至被付之一炬。奢侈品牌名店遭洗劫一空，警察與騷亂者之間甚至爆發槍戰。當天全法有2,397人被捕，997名警察和憲兵受傷（7人重傷），數百家商戶損失慘重。連內政部長努內茲也坦承警方應對「局面失控」。這股怒火更蔓延至荷蘭、德國等國。

面對局勢，法國政客依然各執一詞。10月18日，總統馬克龍於鏡頭前表示「沒有任何理由可為打砸搶劫辯護」，承諾起訴違法者的同時，又宣稱將「研究回應青年關切」。總理勒科爾尼把矛頭指向極左翼「法國不屈」及其領袖梅朗雄，指責其「製造混亂」；極右翼「國民聯盟」的馬琳勒龐則反擊稱極左翼「劫持了正當訴求」，並順勢提出削減對烏克蘭的援助。梅朗雄現身遊行隊伍，譴責警方的執法策略才是混亂根源。

政客們人人選邊、各自表態，拆解這些言辭背後令人窒息的現實便浮出水面：沒有任何一位政治領袖真正觸及這場騷亂的根源，更無人能提出切實的解局方案。

三重經濟枷鎖逼死青年

騷亂爆發的根本原因為何？首當其衝的是民生經濟。經過年內三次下調增長預期，2026年法國經濟預計僅增長0.5%——這還是經過修飾的數字，意味着扣除人口因素後，民眾平均收入幾乎停滯。與此同時，通脹率被央行上調至2.5%，油價、食品、能源與房租輪番上漲，收入原地踏步與物價節節攀升的矛盾，積聚了巨大的社會怨氣。更嚴峻的是債務危機——2026年法國公共債務佔GDP比重預計達119.3%，2027年將升至121.7%，在歐元區僅次於希臘；財政赤字佔GDP約5.4%，遠超歐盟3%的警戒線。政府試圖通過削減教育、醫療等公共開支減負，但節省的資金不足以支付債務利息，反而直接激化了社會矛盾。

第二個深層原因是移民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亦是經濟問題的延伸。法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外國出生移民已達730萬人，佔總人口10.7%。數百萬移民及其後代集中居住於巴黎、里昂等城市郊區，長期面臨高失業率、貧困與公共服務缺失。2023年北非裔少年納赫爾遭警察射殺引發全國暴亂，背後正是這片積壓數十年的社會乾柴。本次騷亂中衝在最前線、平均年齡僅17、18歲的年輕人，同樣大量來自這些邊緣化社區。

第三個原因則是產業結構的停滯。這是一眾法國政治人物諱莫如深的痛點：法國至今仍在吃奢侈品、航空、化妝品、農業與旅遊等傳統產業的老本。在互聯網與消費電子浪潮中，法國未能孕育出全球性企業；而當AI時代呼嘯而至，法國亦未能佔據一席之地。 一個無法在新興產業中創造優質就業的國家，年輕人的向上流動通道必然日益狹窄，學生對未來的絕望與郊區少年的憤怒交織，最終引爆了這場街頭風暴。

總統包廂起舞重演歷史

這些困境固然非一屆政府所能獨力解決，產業迭代與移民壓力亦是整個歐洲共同面對的難題。外部環境的衝擊同樣劇烈：美國「優先政策」吸走歐洲綠色產業，同時加重大陸的能源與防務負擔；中國製造業在新能源與電動車領域的崛起擠壓了歐洲本土市場；俄烏衝突持續四年，不僅切斷了廉價俄羅斯能源，更帶來龐大的難民壓力與沉重的援助負擔。

然而，騷亂以法國為中心頻繁爆發，核心還在於法國本身的治理失效。這不僅是最關鍵的原因，更是最令人絕望的根源。經濟、債務、移民與產業等結構性難題早已顯露十餘年，但過去十餘年間的法國政治精英，始終陷於互相攻訐、推卸責任與選舉算計中。

面對高企的債務，政客因恐懼選票流失不敢推行真正有效的改革；面對嚴峻的移民議題，在政治正確的束縛下長期回避討論；面對科技浪潮，精英階層既缺乏產業戰略，亦無創業土壤，仍沉浸於昔日的大國幻覺中。面對惡化的民生，當局僅靠微調最低工資或發放臨時補貼敷衍應對，而資金來源竟是進一步堆疊的公共債務。

喪失解決結構危機能力

10月17日晚，就在巴黎街頭火光沖天、近千人受傷、兩千多人被捕之際，馬克龍卻與妻子在拉德芳斯競技場私人包廂內隨着音樂歡慶鼓掌。抗議組織者對此直言：「他們的表現一如路易十六與瑪麗・安託瓦內特，彷彿對眼前的危機毫無感知。」當年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享受宴飲時聽到了巴士底獄的方向傳來槍聲，而今日的示威者亦喊出了「攻佔巴士底獄」的口號——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

正是由於政治精英的無能與不負責任，法國陷入了「定期爆發騷亂」的惡性循環：2005年北非裔少年觸電身亡引發全法郊區三周暴亂；2018至2019年「黃背心」運動席捲全國；2023年納赫爾事件引發六天大範圍破壞；至2026年10月，再次爆發數十萬人上街的全國性衝突。每次劇本如出一轍：部署警力、大量逮捕、總統發表電視講話承諾「傾聽青年」、等待熱度退去——半年後故態復萌。相較於2019年中國在面對香港修例風波的管治危機時所展現出果斷處置和重塑秩序的治理韌性，法國呈現的完全是另一個劇本。

政治學上對「失敗國家」有一套標準：對領土失去有效控制、暴力壟斷瓦解、公共服務崩潰、法治與國家正當性喪失、經濟持續衰退以及精英集團破裂。這些指標原本多用於描述政局動蕩的邊緣國家，但對照今日法國，這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備了「準失敗國家」的典型特徵：政府機器尚在運轉，卻已喪失回應人民與解決結構性危機的能力。

騷亂循環往復，問題懸而未決，政客繼續尸位素餐。當前一場衝突剛被壓制，下一場危機已在醞釀——在這座積薪候火的城市裏，每一次火星落下，都預示着下一場燎原大火。